我們都是世界級邊緣人?全人類正處於歷史上最孤獨分裂的時代

孤獨與民粹主義者的新時代

我要釐清,現今的世界並不是一九三○年代的德國。儘管近幾年來民粹主義在全球崛起,包括匈牙利總理奧班、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在內的獨裁主義領導人,都趁機以新冠肺炎為掩護來進一步鞏固權力以及打壓人民的自由,但我們面對的還不是廣為擴散的極權主義統治。

然而歷史提醒了一些不容忽視的警訊。如今許多人把新冠肺炎衝擊與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相提並論,因為都造成失業及貧窮飆升。而孤獨往往與經濟環境不佳息息相關:研究已證實,與有工作者相比,失業者的孤獨程度要高出許多,而且貧窮會增加社會孤立的風險。更重要的是,如同鄂蘭筆下戰前的德國,孤獨已成為「愈來愈多人的日常經驗」,而那早在新冠病毒侵襲之前就出現了。

近年來,右翼民粹主義領導人以及位於民主邊緣的極端主義者勢力,都積極利用這種現象來牟取政治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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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孤獨並不是民粹主義唯一的驅動因子。當代民粹主義的崛起有其文化上、社會上和科技上的先決條件,此外也有經濟方面的因素。這些包括了社交媒體上快速傳播的錯誤訊息以及分歧、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矛盾、進步思想與傳統價值的衝突,以及人口組成的變化。

此外,不同國家的民粹主義現象,也可能有不同的綜合因素。要說每個感到孤獨或被邊緣化的人都投票給不管是右派或左派的民粹主義者,也是不正確的,就像是並非每個孤獨者都會生病一樣。即使是在社會、政治或經濟方面感受到被排擠的人,也顯然有很大部分仍繼續期望主流派會回應他們的需求,當然也有些人選擇對政治徹底冷感。

不過「孤獨」確實是近年來有這麼多人支持民粹主義領導者—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者—的一個重要且經常被遺漏的驅動因子。我們將看到,有愈來愈多數據揭露感覺孤立和疏離在改變政治版圖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與鄂蘭的發現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

孤獨與不信任的政治

早在一九九二年,研究者已開始注意,社會孤立與投票給法國極右派組織國民陣線的尚馬里.勒龐(Jean-Marie Le Pen)之間有關聯。在荷蘭,二○○八年一群研究者從超過五千名受試者蒐集到大批資料,整理後發現,人們愈是不信旁人會顧及他們的利益,並且不會蓄意傷害他們,就愈有可能投票支持荷蘭奉行民族主義的右翼民粹政黨自由黨。

在大西洋另一側,二○一六年選舉及民主研究中心向三千名美國人進行民調,詢問他們當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包括照顧孩童、財務援助、戀愛諮詢,甚至是搭便車等等),需要人幫忙時,會最先向誰求助。結果非常具有指標性。不論是跟希拉蕊或桑德斯的支持者相比,川普支持者顯著地在回答時不提到鄰居、社區機構或朋友,而直接回答「我只靠自己」。

他們也更常表示,自己的密友、熟人較少,每週跟這兩者相處的時間也比較少。公共宗教研究所的其他研究者在二○一六年共和黨初選進入最後階段時,調查了共和黨支持者有何特徵,發現跟川普主要競爭對手克魯茲的支持者相比,川普的支持者有兩倍的機率是鮮少或從未參與社區活動,例如球隊、讀書會或家長教師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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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發展的推論也成立。一項歷時十五年、範圍遍及歐洲十七國家、針對六萬名受試者進行的大型研究,發現「公民團體」—例如志工團體和社區協會—的成員,比起沒有參加這類團體的成員,投票支持該國家右翼民粹政黨的比例顯著較低。研究者對拉丁美洲也作出類似結論。

似乎我們愈是置身在廣大社群中,愈會覺得身邊有可依靠的人,也愈不會聽信右翼民粹主義者的惑眾妖言。儘管「有關聯」不代表「有因果關係」,這之中仍然有邏輯可循。因為藉由加入地方社團、當志工、擔任社區領導者,或單純只參與社區活動,或是透過維繫友誼,我們都能有機會實踐涵納式的民主—不只是學習如何聚在一起,也學習如何應對與協調彼此的差異。

反之,與社會連結愈少,就會感覺愈孤立,也愈少練習應付差異、謙恭有禮地彼此合作,進而益發不可能信任同胞,並且會更容易覺得民粹主義者兜售的那種排外而分化的社群形式很有吸引力。

邊緣化的孤獨

然而,身陷孤獨並非單純只是感到社會孤立或缺乏社群連結。孤獨也包含不被聽見、不被了解。瑞士精神病學家榮格的洞見是:「孤獨並非來自周圍沒有人陪伴,而是來自不能與人交流自己覺得重要的事,或是觀點不被他人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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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近日所見,民粹主義支持者特別急於想讓有力政治人士明白他們承受的經濟痛苦,以及被邊緣化和孤立所帶來的感受。他們強烈感到自己的希望落空了。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前美國鐵路工人的證詞顯示,川普是如何積極利用這種心態重畫政治版圖。他讓許多感到在經濟上被遺棄、心聲無人聽的人感覺到終於有人肯聽他們說話了—他們之前幾乎是沒有過這種感受。

拉斯提四十多歲,是個火車司機,家鄉在田納西州東部麥克明郡的埃托瓦。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在鐵路業工作,一輩子都投票支持民主黨—直到二○一六年之前,他也是如此。

「我從小聽到大,大家都說如果要當個工會成員、要當個藍領勞工、要不怕把手弄髒,就得支持民主黨。」他說,可是「說實話,我做得愈賣力,就愈搞不懂,你知道,我看不出自己的生活哪裡變好」。拉斯提和他的司機同事付出的勞力,對於每年數十億噸的煤礦運送至關重要,但是對他們而言,歐巴馬時代的法規造成的結果非吝嗇足以形容,簡直可說是背叛。

「我只覺得他帶來的《潔淨煤法案》和一些政策,傷害了我。」拉斯提語帶哽咽地說,「他傷害到我這個人」,釀成嚴重的「困境」。對比之下,川普是唯一「說到做到」的候選人,只有他在乎拉斯提有什麼感受、想要傾聽他的煩惱。

蓋瑞也是鐵路工人,過去也支持民主黨,他對那個「長年曬傷」的總統候選人有類似的信心:「川普說他要把工作帶回美國,他要重談貿易協定,那時我就想:『哇,我一定要投川普。』」蓋瑞繼續說:「川普是窮人和中產階級的唯一救星。只有他看起來有興趣幫助勞工。他是我們僅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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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瑞是另一個前民主黨支持者,他也贊同這點。這位來自田納西州東部的男人有八個孩子,二十年的鐵路工作資歷,卻發現自己成了月光族,而不是過著以前那種「還不錯的生活」。他的說法跟蓋瑞和拉斯提有異曲同工之妙—「川普會照顧他的人民。」他這麼說。在他心裡,之前的政治領袖都忽視他們的需求,沒保護他們的工作機會,也沒確保他們維持像樣的生活水準。

原本民主黨或最起碼工會是能提供希望的,然而二○一六年,許多感覺遭到邊緣化的人都把全部的信心押注在川普身上,尤其是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選民。在社群基礎建設薄弱、社會連結遭到破壞、公民感覺在經濟上處於弱勢的地區,這種現象格外明顯。像泰瑞和拉斯提的家鄉,田納西州東部這樣的地方,過去十年內只見煤礦不停關閉,以及二○○八年金融危機的傷口尚未癒合,這些都加深了「華盛頓的大人物根本懶得管普通勞工的需求」的想法。

比起川普看似「有在聽」,其他政客對支持者的哭喊與經濟上飽受摧殘的社群的需求像是充耳不聞,至於川普的政策實際上到底能否改善支持者的生活,就好像沒那麼重要了。從雙方總統候選人的廣告預算偏重在哪方面,就能看出這種「音盲」現象。

希拉蕊的廣告只有百分之九與工作或經濟有關,川普則有三分之一的廣告都針對這些方面。經濟面缺乏安全感是很孤獨的,然而更加孤獨的是覺得你的困境沒人在乎,尤其是那些你深信本該提供幫助與支持的當權者,也不在乎你。這就是川普最大的成就:他說服許許多多人相信他在乎。

右翼民粹主義者很有說服力的這一點,不只是在美國獲得證實。艾瑞克是個年輕的巴黎烘焙師,他喜愛蘇格蘭侶爾舞、饒舌樂和電玩。二○一九年我和他談話時,覺得他很認真、直率且非常有禮貌。

他坦白說出工作賣力卻只能領勉強超過最低工資的薪水過活,是多麼令他痛苦且充滿挫折感。艾瑞克和許多年輕人一樣,覺得社會幾乎不給他們出人頭地的機會。「經濟體系是不公平的, 」他解釋,「勤奮工作還不夠,你得拚了命地工作。有兩把刷子也不夠,你得有三把刷子,而且要認識對的人,否則根本賺不到足夠過活的錢。」他還告訴我,他的「被遺棄感」已到達痛苦的程度;他既悲傷又憤怒地說,他不相信要是病了或老了,國家會負責照顧他,這讓他感覺格外孤單。

艾瑞克是國民聯盟青年黨團的重要成員。這個右翼民粹政黨的前身是國民陣線,仇視外國人的歷史悠久,它於二○一八年正式更名,現在仍是法國最受支持的政黨之一。在該政黨改名前那段歷史中,它曾涉及試圖抹煞大屠殺的可怖,當時該黨的創始人、後來的黨主席尚馬里.勒龐提到納粹的毒氣室時,稱其為「二次大戰歷史中的一個小細節」。

更近期一點,該黨在勒龐的女兒瑪琳(Marine Le Pen)的領導下,將反移民的雄辯言辭瞄準法國的穆斯林社群,將他們描繪成一大群天生激進的伊斯蘭教徒,「一隻觸腳伸得到處都是的章魚,包括(移民)社區、社團組織、運動俱樂部。」二○一五年瑪琳.勒龐被起訴,罪名是煽動仇恨,她將街頭禱告的穆斯林類比為納粹占領。雖然她最終被宣判無罪,但她的花言巧語並沒有偏離這個路線太遠。

儘管在過去,艾瑞克可能會把左翼法蘭西社會黨當作政治上的家,現今他卻是在這個激進右派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黨裡找到歸屬感。因為他就跟二○一六年倒向川普的那些昔日支持民主黨的鐵路工人一樣,相信唯有國民聯盟才會「保護市井小民」,而他很自豪自己是市井小民的一分子,雖然其他政黨「遺棄」了他們。在許多人眼裡,左派失敗之處當然就是它不再顧念「被遺忘」和「被遺棄」者的利益。

針對歐洲各國更多廣泛的研究裡,也呼應了這種被遺棄感。研究者在法國和德國分析了五百場針對右翼重地人民的訪談,這類地點之一是蓋爾森基興,這是位於埃森市東北方的破敗郊區小鎮,當地失業率居高不下,結果二○一七年大選時,反移民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囊括了該鎮將近三分之一的票數(這是該黨全國得票率的三倍);法國北部洛翁普拉日鎮的坎佩斯區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的選民在二○一七年法國總統大選中選擇瑪琳.勒龐。研究者在受訪者身上普遍發現「被遺棄」的感覺,且顯著而反覆地出現。

在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兩個十年內,全球各地有許多人在社會和經濟上感到自己被邊緣化,覺得曾為他們而戰的傳統政黨如今拋下他們,不聽他們訴苦也不為他們的煩惱提供解決之道,這些人轉而支持走極端的政黨,數量高得不成比例。這種現象有合理解釋。

如果你覺得被邊緣化、被忽視、沒有存在感,這時候有人出現,承諾會看見你並聽見你,你受吸引也是可以理解的。無論是川普高呼「被遺忘的美國人不再被遺忘!」,或是瑪琳.勒龐誓言服務「被遺忘的法國,被自擁自重的菁英遺棄的法國」,這類精心打造的訊息可能非常吸引人。

現實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和去工業化之後,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和因此導致的經濟衰退,再配合緊縮政策,導致許多人在這數十年中「確實」遭到遺忘。種種原因造成經濟方面的不對等損失,其中缺乏專業技能的人感覺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們也因此成為右翼民粹主義者吸納的目標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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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先覺出版 諾瑞娜.赫茲 Noreena Hertz《孤獨世紀:衝擊全球商業模式,危及生活、工作與健康的疏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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