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的未竟之路│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新危機

變動的政體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我首次來到緬甸。當時我八歲大,住在紐約郊區的哈里遜(Har­ri­son),與外祖父母、父母、三個妹妹住在一塊。我的外祖父吳丹(U Thant)一九六○年代曾任聯合國祕書長,不久前死於癌症。父母把他的遺體空運回仰光安葬,並遵照我外祖母的要求,把我也帶去仰光。我錯過了四年級的課,但在感恩節至聖誕節這幾個星期裡,我親身體驗到實實在在的獨裁統治。

圖為緬甸反政變示威者比出三指手勢反對軍政府。法新社
圖為緬甸反政變示威者比出三指手勢反對軍政府。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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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只是簡單下葬。但反軍事政權的民意高漲。

掌權者是尼溫將軍(Ne Win)。尼溫講話粗魯,原是郵局基層職員,二戰期間受過日本人訓練,獨立後統領緬甸軍隊。他是個謎樣人物,有花花公子性格,把英國王族當成他的朋友,常跑歐洲,有時一待就是幾個月。

他在溫布頓一棟租來的房子裡宴客,在日內瓦購物,在維也納諮詢精神科醫生漢斯.霍夫(Hans Hoff)。但他也是軍事強人,讓國家走上威權主義、清教徒似的道路,主導無情的平亂戰役,關押任何與此作對的人,使一度欣欣向榮的新聞界噤聲,更嚴禁他原來樂在其中的許多娛樂,從選美到賽馬都在禁止之列。

尼溫也毀掉緬甸的教育。不管殖民統治帶來多少弊害,英國人在仰光留下亞洲最好的大學之一,還有數十所絕佳的英語學校。

隨著失去學術自由,加上許多傑出學者外逃,仰光大學成為徒有虛名的空殼。諸學校收歸國有,外籍教師被打發走,只有較高年級上英語課。

數十年間,教育投資一直幾近於零。緬甸今日的弊病出於多個因素,但掏空教育體系是一大原因。

在先前的民選政府裡擔任高官的吳丹,被視為另一種緬甸(較自由之緬甸)的象徵。在仰光,從機場過來的馬路旁,林立著迎靈的民眾,另有數千人前來他靈柩所在的賽馬場舊址致敬。靈柩披覆聯合國旗,置於為此盛事搭起的特殊帳篷下四天。

真正下葬那天,一群佛教僧侶和學生對政府未國葬吳丹感到憤怒,搶走了靈柩,用卡車將其載到仰光大學。在那裡,他們要求建造符合其身分地位的墳墓,作為公共紀念堂。接下來就是緊繃的僵持局面。仰光大學成為抗議場所,人們上台演說,忿忿譴責軍方統治。

我的家人數日調停未果,士兵衝進大學,奪回我外祖父的遺體,葬在大金塔底部附近的六英呎厚重混凝土下。暴亂爆發了,接下來的鎮壓過程中,數目不詳的多人遭殺害或入獄,可能有數百人。我們被要求離境。

由於我才八歲,對當時情況記憶模糊。我記得群集在賽馬場、仰光大學穿著紗籠的民眾,記得尼溫「緬甸式社會主義」紅紅火火之時仰光的面貌,記得草木茂密但乏人照料的花園和破敗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建築,記得似乎隨時會故障的一九五○年代雪佛蘭、別克汽車,記得完全沒有電視機,記得濕熱天氣和檀木味、檳榔味、空氣中的柴油味,記得暴力隨時可能會發生的感覺。

幾年後,我們搬到曼谷,節假日時常去仰光。當時的曼谷,一如今日,是個談不上乾淨亮麗卻迅速擴張的城市,充滿商業活力,是我在蘿拉.布拉尼根(Laura Branigan)、Rush樂團、Eurythmics樂團的歌聲陪伴下度過青春期的城市。搭緬甸航空離開曼谷只消一小時,就會進入不同的世界,徹底停滯、等待新生的世界。

官方的意識形態由社會主義、民族主義、佛教理念三種不盡成熟的概念組成了大雜燴。緬甸似乎一度以社會主義的目標為宗旨。軍方只准一個新政黨—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存在,採信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意見,以「工農」利益為依歸,控制大部分經濟生活。到了一九八○年代,尼溫將軍領導的革命委員會已讓位給尼溫總統領導的一黨憲政結構。緬甸看來就像蘇聯集團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到了一九八○年代,社會主義實驗已顯露敗象。一九五○至六○年代,緬甸的經濟水平和泰國大略相當,落後南韓不遠。

仰光的現代化程度不遜於新加坡,還高於曼谷。但到了一九八○年代,緬甸已遠遠落後。這時,緬甸社會的平等程度遠優於殖民統治時期,但愈來愈多人認為國家的發展能更好。政府開始調整。中斷二十年的外援重新流入。政府再度允許外國人入境觀光,但七天後又關上大門。民間企業悄悄恢復。此外,車輛行駛方向由靠左改為靠右。

與此同時,新民族主義的種籽種下。一九八○年代,軍方已肅清伊洛瓦底江谷地的叛軍,但在偏遠山區,殘酷戰事仍是常態。

山區住著數個被視為「土生土長」的民族。史達林把民族界定為「在歷史上形成的穩定共同體,以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的經濟生活和體現在共同文化裡的共同心理素質為基礎所形成」;緬甸社會主義者汲取這概念,將它與殖民時期的學問融合為一,提出緬甸為諸多本土民族的集合體一說。

他們使用taing-yintha一詞來指稱這些原住民族。該詞原指本土醫藥或工藝方面的「本土物」,如今指的是國族本身的組成部分。

緬甸官方不希望看到民族關係不穩定。於是,身分固定下來,各族都被視為自古生長在這塊土地上、身分不變的原住民。各族「團結」至關重要。軍方的目標是打敗叛亂勢力,把諸原住民族整合成一體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不久後,他們會揚棄社會主義,只追求一體化。

緬甸軍方武力鎮壓示威民眾,在被稱為最血腥一日的3月3日抗爭當天,有數百位年輕學子遭到逮捕,至今狀況不明。 歐新社
緬甸軍方武力鎮壓示威民眾,在被稱為最血腥一日的3月3日抗爭當天,有數百位年輕學子遭到逮捕,至今狀況不明。 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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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些人是這個國家的一員,那意味著另外有一些人不是此國家的一員。許多印度裔移民於二戰期間或緬甸獨立時離開。

尼溫主政初期,另有四十萬印度裔被迫離開。留下來的印度裔低調過日子,大多很窮。一九六七年,反華暴動也導致華裔出逃,其中許多人逃到加州的灣區。最東北的角落,另有定居該地數百年的華人,但那些區域由共產黨叛亂分子控制,因此他們仍活在政府看不到的地方。然後,剩下一個地方妾身未明:若開。

若開族民族主義類似於緬族民族主義。它以一個族群身分(若開人)為中心,與新保守派上座部佛教關係密切,擔心被現代化和外族人淹沒為心理特點。差異之處在於,就若開人來說,外族既有稱作卡拉的「孟加拉人」,也有「緬人」。

若開族民族主義既反映了與古老謬烏王國歷史有關的民族認同,也是對近代在英國統治時湧入的那些說孟加拉語穆斯林的反彈。

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入侵、文人治理瓦解時,數千人遇害,日本人協助武裝信佛教的若開人,英國人則武裝了信伊斯蘭教的「吉大港人」(成為「V部隊」)。戰後,隨著印度獨立和國土分割儼然成真,若開當地的穆斯林領袖自稱為羅興亞人(「若開的居民」),有了讓若開北部加入即將創立的巴基斯坦之念頭(東孟加拉,即今日的孟加拉,當年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此議遭巴基斯坦國父真納(Mohammad Ali Jinnah)駁回,於是他們轉而要求在緬甸境內成立自治邦。

接下來幾十年,聖戰士黨和承繼該黨的叛亂勢力有消有長。

在尼溫主政下,若開成為死水中的死水。二戰的痛苦創傷從未癒合。穆斯林和佛教徒比鄰而居,卻未坦誠交待一九四○年代的殺戮。與此同時,民族前線也單純化了。若開境內有緬人和若開人,附近山區還有為數不多信奉基督教或佛教的少數民族,例如姆羅人(Mro)。

此外,有大體上未再細分的穆斯林居民。英國人統治時期,有些穆斯林被視為(或自視為)「若開族穆罕默德信徒」—自古謬烏王國時期就存在的家庭之後裔,另有些穆斯林被視為殖民統治時期才移入的吉大港移民。但此時,不再有這兩種身分的區分。

已有許多吉大港人離開,留下來者與始終把若開當成家鄉的人通婚。他們使用當地的孟加拉語方言,此語甚似吉大港語,但又差異頗大。對緬人和若開人來說,他們都是卡拉人或「孟加拉人」。其中只有少許人聽過「羅興亞」一詞。曾有數十年,若開北部的穆斯林無權給自己族群冠上名字。

掌握權力者不再是英國人,而是新來的外人。這些外人是陸軍將領,幾乎全是來自伊洛瓦底江谷地的緬人。

若開與東巴基斯坦(後來孟加拉)的邊防並不嚴密—不管真相為何,的確予外人非法移入暢行無阻的觀感。羅興亞團結組織(Rohingya Solidarity Organization)襲擊政府部隊。一九七一年,隨著孟加拉誕生而衍生的暴力和印巴戰爭,數百萬人從東巴基斯坦逃到印度,可能有數目不詳的人逃到緬甸,尤其是若開。

一九七八年,有場名叫「龍王」(Naga-min)的軍事行動,旨在剷除「非法移民」,導致將近二十萬人又逃到孟加拉。

一九八二年,新公民法頒行。今人普遍認為羅興亞人被此法剝奪公民身分,實則不然。在一九四八年頒行的舊法下,凡是當時住在緬甸者,差不多每個人都能登記成為公民。在新法下,土生土長的taing-yintha自然是公民;其他人,例如印度裔移民,在較自由主義的舊法下已成為公民,這時仍是公民。

但許多沒有文件證明身分、不被視為土生土長的人,例如若開境內的大部分穆斯林,使情況變得複雜棘手。如果他們或他們的祖先在英國統治時期過來(「吉大港人」),他們可以歸化為「客籍」(guest)公民。直到他們的第三代才會被視為正式公民。

於是,如今獨立已七十年了,這麼過了三個世代,每個人應都享有平等的公民身分,只有真正的外來移民和晚近的非法移入者例外。但這都是理論上的說法。實際情況,不管是當時還現在,都非如此,而且有差別待遇。

土生土長(也就是身為taing-yintha)並非公民身分的唯一基礎,卻是最有力且最省事的基礎。

如今,血統決定是否為緬甸一員。一九八○年代晚期,對社會主義的熱情已快速消退。緬甸敞開大門迎接新的未來願景。

看更多 馬可孛羅《緬甸的未竟之路:種族、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新危機》

圖、文/馬可孛羅《緬甸的未竟之路:種族、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新危機》
圖、文/馬可孛羅《緬甸的未竟之路:種族、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新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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