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羅史觀爭議,在觀眾的場域,誰都不是霸權

斯卡羅是影視,史觀框架,嚴肅了!

最近最紅的一部影視作品,就是曹瑞原導演率領拍攝班底繼一把青之後的另一部電視劇「斯卡羅」了。

電視劇「斯卡羅」原本劇名「魁儡花」,是小說家陳耀昌的作品改編,電視劇一開始的序幕就說,「本片取材自真實歷史事件,為使故事內容更具戲劇性與張力,對部分人物及事件進行改編,內容與稱謂亦還原當時時代樣貌,無不敬與冒犯之意。」

「斯卡羅」劇照,金曲獎、師鐸獎得主查馬克・法拉屋樂(右)飾演斯卡羅大股頭「卓杞篤」。圖/公視提供
「斯卡羅」劇照,金曲獎、師鐸獎得主查馬克・法拉屋樂(右)飾演斯卡羅大股頭「卓杞篤」。圖/公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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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課堂上分享過這個預告,這是歷史事件真實與虛構的混合敘事,說它歷史劇不像,比較像大河劇,從人物與事件說起,帶領觀眾感受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時空想像原型角色的矛盾與衝突。

那個虛構的女主蝶妹返鄉之路,與真實人物廈門領事李仙得在琅嶠的和平與戰爭,由小說改編編劇創意,透過「羅妹號事件」建構出來影視的第一次靜態文本,但自從電視劇上映後,第二次的動態文本就已經產生。

從閱聽人接收分析與傳播效應上來看,二次動態文本的創作,已經交給了觀眾,影視美學加上接收美學,才是電視劇斯卡龍的全貌。

温貞菱苦學四種語言出演公視大戲「斯卡羅」。圖/公視提供
温貞菱苦學四種語言出演公視大戲「斯卡羅」。圖/公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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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製作團隊將首次的影像文本呈現之後,接下來,斯卡羅就不完全是導演的作品,既然有史實的故事,它就已經是台灣的一部分,觀眾及評論者會長出很多的劇情與觀點,成為斯卡羅另一種後設文本,二次動態文本新的樣貌,沒有對錯,卻充滿教育多元省思。

自從有了社群媒體後,也從微電影的其中一種脈絡,觀眾自發性的文本誕生之後,影視就不再是單純單向的影視,影視會長出腳,走在人民生活裡,成為第二種動態多變的文本,多元又多義。

「斯卡羅」中,法比歐(左)聘雇温貞菱作為隨行翻譯,2人因此有了相處與對話機會。圖/公視提供
「斯卡羅」中,法比歐(左)聘雇温貞菱作為隨行翻譯,2人因此有了相處與對話機會。圖/公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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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人都在談斯卡羅所建構出來的文化史觀,是否讓很多史實及歷史人物,偏離了時空角色與文化視角。

從傳播閱聽人角度而言,這些二次動態文本的模樣,其實,就是史實事件文本的常態,不管是「賽德克巴萊」或是「斯卡羅」,影視文本需要一個視角,與史實溝通沒有見證人,但需要一群詮釋觀眾,詮釋者才是這部斯卡龍戲劇最值得喝采的角色,愈多人參與,它就會愈接近真實。

對於斯卡羅所建構出來的文化史觀,也許官方出了資源,就認為置入了文化政治元素,其實,大可不必如此認定,回到二次動態文本的概念,史實還是在觀眾與詮釋者的手上,只不過,了解史實的人,並不見得可以有機會將文史真實反應出來,透過斯卡羅的傳播效應,也許,才讓我們碰觸了那從未被關注的歷史篇章。

吳慷仁在「斯卡羅」中被套麻繩拉扯,卑微求生令人動容。圖/公視提供
吳慷仁在「斯卡羅」中被套麻繩拉扯,卑微求生令人動容。圖/公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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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劇可以去看小說作者陳耀昌的臉書及文章,可以網路搜尋斯卡羅及羅妹號的文史故事及解說,更可以看看每一個政治或非政治人物分享的觀點,它就像彈幕文化一樣,一面看劇,一面成為我們多元接收訊息的來源。

教改及課綱都在朝素養這件事前進,我們台灣在影視文化素養上,也應該有新的教育思維。過去,有多少影視影片,可以幫助學生建立文化素養,看起來並不多,影視是最佳說故事的結構與敘事溝通,鼓勵更多影視作品都來不及了,請珍惜難得企劃的大河劇,在台灣,它真的少見,應該愈多愈好。

許多人可能會問,斯卡羅文化史觀會不會影響學生的文化認知,關鍵在於陪同觀看的老師,如何詮釋這部一開始就說是改編的作品,老師是否進行文史理解,補強了各種時空背景及人物角色的爭議與還原事件始末,這就是二次動態文本,不是導演與編劇能做到的事,更多人應該補位參與。

吳慷仁在「斯卡羅」中演出卑微求生的社寮頭人「水仔」,命運游走在外人跟斯卡羅之間。圖/公視提供
吳慷仁在「斯卡羅」中演出卑微求生的社寮頭人「水仔」,命運游走在外人跟斯卡羅之間。圖/公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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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如果只放影片給學生看,讓學生自己認知史實,教育的素養,就更難達成了。

在台灣,文本多義,相互主觀,任何人觀看斯卡羅,都想想這個態度,能夠詮釋文本的人愈來愈多,我們才能看到史實全貌。

影視歸影視,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文化歸文化,混了味,加了料,就一點都不美。

政府出了錢給了資源在文化故事裡,就變成了文化的一環,政治在文化裡總邀不了功,那就不要多說為妙,讓它回到影視文本,至於二次動態文本裡,那是觀眾的場域,誰都不是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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