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聲》踩到創作倫理紅線,根本不應該存在

我個人覺得《無聲》是踩到創作倫理紅線的,這部劇情片根本不應該存在。

劇情片,如同小說,其創作倫理牽涉到「虛構」和「真實」的比重,虛構的成分越高,作者可以創作的空間越大,如果和真實十分接近,那作者應該將自己放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與「真實」相關還有幾個因素需要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是時間,距離現在比較久遠的事比較有創作的空間,也要考慮到真實事件的本質,比較黑暗涉及重大創傷的事,可以創作的空間就小。

以上這些是為了考量,作品發表的時候對事件相關人等造成的影響,和其可能帶來的周邊傷害(collateral damage)。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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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無疑和真實非常非常接近,而該事件不過是十年之前的事情,很多當事人現在還非常年輕,而那是一個很黑暗很負面的事件。因此觀眾在看完電影之後,一定會有種深深的不舒服感,會想知道虛構和真實的界限,到底電影裡的哪些部分是真實的,而那些真實的部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後續處理為何,社會正義是否得到實現。而這部電影的作者(編導)無論在電影內電影外,都沒有處理其與真實的連結,(如參考了什麼資料,和什麼單位或人合作,採訪了誰),只有一句「導演做了很多田野」自由心證。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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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電影只是要說一個「暴力會帶來更多暴力」,「體制吃人」的訊息,那編導完全可以虛構一個故事。

相反地,正是因為虛構不足,觀眾接收不到電影的中心思想,因此電影相關的討論一直回到事件本身。演員在電影行銷過程中,無可避免地也會被要求對事件發表看法,而莫名成為事件的代言。

但在電影出現和引爆相關爭議以來,我們完全沒有聽到相關人士和聽障群體的聲音,其感受為何,是認同不認同,喜歡不喜歡,和電影之間是否也有話語權力位階問題,(看了很反感但不好說),我們全然不知,只是任由其成為一個電影內外「好可憐」的投射。電影內容本身甚至無法清楚交代,這是聽障群體「真實」的聲音和情況,(包括那些暴力,性和情慾的部分),還是只是聽人對聽障群體的自我想像?

《無聲》劇照。 圖/金馬影展
《無聲》劇照。 圖/金馬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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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至少引起關注」的說法,其邏輯其實和「我盜版你才紅」無異。

《無聲》上映以來,除了給地方首長包場衝票房,鄉民正義在Google map給啟聰學校一顆星,留言「爛學校最好關掉」之外,沒有帶來任何結構性的進步和改變。而如果真的是要介入和關注「現實」,其實完全可以拍一部紀錄片,和相關基金會合作,尋求願意發聲的相關人士,提高聽障群體在社會的話語權,讓聽障群體直接介入,而不是在劇情片裡「被訴說」和「被扮演」。

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林奕含的事件也是社會事件,如果今天(或是未來的五年之內),有個電影製編導,以林奕含為「靈感」,寫了一部「原著劇本」,將林奕含的故事影像化拍成劇情片,票房大賣,入圍金馬獎,然後說「電影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只是希望引起重視」,這樣我們可以接受嗎?

電影,尤其是劇情片,是一種藝術的形式,其本質還是對於藝術和美的追求,但這個過程是會對現實產生巨大影響的,這個影響可以是正面,可以是負面,因此如同其他的創作形式,如寫作,其取材應該受到倫理的限制。要寫「別人」的故事,當作「自己」的作品,是非常需要三思和慎重的。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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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倫理?就是「我可以寫嗎?」,「這樣寫好嗎?」,「我這樣寫會不會傷害了誰?」。

看到一個故事見獵心喜,想要以宣稱「創作」的方式閃避相關的權利倫理問題和前置作業,是一種怠惰和取巧。如果「作者」動不動將自己的創作和話語權無限上綱,為了完成「作品」不顧一切不擇手段,那美其名「創作自由」,「為弱勢發聲」,其實本質上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霸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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