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災難中成為自己的英雄《李察朱威爾事件》

「有一顆炸彈在中央公園,你們有三十分鐘。」李察朱威爾的臉龐在黑暗中一次又一次的吐出這句話,他本來是找到炸彈的英雄,此刻卻成為埋下炸彈的反派,他有充足的被認為是反派的理由,但是老英雄克林伊威斯特(Clinton Eastwood)要我們看的不是他是不是犯人的懸疑,而是李察朱威爾成為自己英雄的過程。

如果說《1917》給我們展現的是電影技術的望塵莫及,因此值得一看,那麼《李察朱威爾事件》給我們展現的則是電影劇本以及電影演員的如膠似漆,因此更加值得一看,因為這點比前面那點更重要,保羅華特豪澤(Paul Walter Hause)飾演因禍得福又因福得禍的李察朱威爾(Richard Jewell)亮眼自是不用多說,完美的將朱威爾這個性格充滿矛盾的角色詮釋的很好,他外表粗糙但內心細膩,他充滿企圖但大而化之,他懷抱理想但一事無成,但他仍然是那眾多懷抱「美國夢」的人物之一,相信基督、相信秩序、相信擁槍權,他與川普贏得大選時仰賴的那一群「貧窮拖車白人」的距離相當接近,差別只在於朱威爾總是以正面的態度來面對生活中一切對他不友善的因素。

「你只是個警衛,不需要作這些事!」大學校長如此告訴他。

作為大學警衛,因「管太多」而被開除的他,卻在為期十六天在亞特蘭大百年公園舉辦的「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發現了一顆炸彈,而這顆炸彈,改變了他至今默默無名的生活,他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以這種方式出名,事實上,他可能從沒想過要出名這件事。

他只是想成為一名警察而已。

「李察朱威爾事件」劇照。圖/華納兄弟提供
「李察朱威爾事件」劇照。圖/華納兄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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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電影不見得開場就會有很好的戲,有的時候鋪陳會比較久,但一部開場就有很好的戲的電影肯定不會差到哪裡去。開場朱威爾作為補給小弟與布蘭特律師的那一場戲就說明了他細心或者說有點雞婆的人格特質,也說明了兩人在本片裡亦師亦友的關係,布蘭特律師開場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跨越階級對參議員大吼大叫,而這是朱威爾所不敢或不願的,遇到上級時,縱然對方有多麼不合理,他都寧可去遵從秩序。山姆洛克維爾(Sam Rockwell)飾演的布蘭特律師倒有幾分愛德華諾頓的氣質,事實上去年的《兔嘲男孩》最讓我感動的一場戲正是納粹戰敗之後他與小男主道別的那一場戲,他演這種叛逆但有保有溫柔的角色總是特別上手,在這部電影裡這兩位角色的對手戲可以說非常好看。

光看開場那場戲後接續的第二場遊樂場的戲,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資訊,第一,朱威爾是披著中年男子皮的男孩,第二,布蘭特律師的溫柔讓他沒有斥責朱威爾或嘲笑朱威爾的行為,第三,在這場玩槍戰的戲裡,朱威爾拿槍的姿勢跟布蘭特律師的差異表明了他對成為警察這件事不是只是玩辦家家酒的心態,同時布蘭特也有足夠的雅量讓兩人如同地位平等的朋友一樣對話,尤其在李察朱威爾勝利後體現出的小小驕傲布蘭特是可以忍受的。

在朱威爾的視角裡頭,警察以及各種形式的長官都是值得尊敬的,而在布蘭特的視角裡頭,這些「公」務員的行動經常是帶有可疑性的,因為他們知法犯法,知法玩法,故布蘭特後來離開公務體系(他在公務體系內擔任的是替中小企業中取福利這件事情也說明了他反骨與反權威的性格)自開「私」人律師事務所,法律對他而言是一種對抗這些有問題的法律執行者的武器,對於李察朱威爾向將他家洗劫一空的聯邦探員畢恭畢敬的姿態,布蘭特的情緒在FBI大樓裡爆發:「他們不是政府,只是政府雇用的混蛋!」

「李察朱威爾事件」劇照。圖/華納兄弟提供
「李察朱威爾事件」劇照。圖/華納兄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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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伊威斯特在本片裡持續的說明就算是政府,也分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而不同位階的公務員權責也是彼此競爭與衝突的,他用了一場朱威爾不在場的戲(本片雖是真人真事改編,但許多朱威爾不在場的戲都得靠編劇自行蒐集資料去過濾設計)幾個公務員輪番爭執作為本片引爆點的亞特蘭大中央公園是誰的轄區誰的職權,最後由FBI拍板定案,逗趣的演示了在這部電影裡真正的反派的登場,一個急功好利的FBI探員。

他實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到會將調查中的情報以性交易的方式賣給亞特蘭大憲法報野心勃勃的金髮美女記者凱西·斯克魯格斯(Kathy Scruggs),並因此引爆朱威爾88天的惡夢,於是在本片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公權力並非是一,而是多,他們歧異的蔓延生長,並且彼此牴觸著相互爭奪治權,同時也與俗稱的「第四權」交互勾結。

當然你可以說FBI探員個人的行為不能代表整個FBI,正如凱西個人的行為不能代表亞特蘭大憲法報,而亞特蘭大憲法報也不能代表媒體,因為它只是地方報紙。然而當那位FBI探員主導整個調查,甚至要誘導朱威爾做偽證,周遭的人雖有疑慮(看看那名要替朱威爾錄偽證的攝影師在長官走出辦公室再到走回來之間低頭嘆息的姿態,就知道他其實知道這是在幹嘛)卻沒有制止,凱西的狀況也是一樣,她的同事並沒有人出來質疑這樣的作法是否會造成任何問題。

但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是,他們的報導也並非假新聞,FBI正在調查朱威爾確實是事實,然而這件事若要被說出來且被讀者觀眾們買帳的前提是,這必須有一個吸引人,讓人聽起來順理成章的故事可說,於是朱威爾的個人歷史還有外表與社會地位就成了最佳的故事材料。

李察朱威爾事件。圖/華納兄弟提供
李察朱威爾事件。圖/華納兄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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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問,為何閱聽人會順理成章的接受?

因為對於不可預料,措手不及的災難,人們需要用來安心的兩個角色,英雄與反派,英雄是後起的解決災難或使災難規模變小的角色,反派則是先起的製造災難或使災難規模變大的角色,有英雄還不能讓人完全放心,因為人們知道反派還逍遙法外,它還在檯面下,它還是不可見,如同片中所說:「他隨時會誘發另一場災難」而英雄是檯面上的,可見的。

所以對FBI探員而言,反派必須是朱威爾,才能夠解決他們抓不到炸彈客的的焦慮,所以他們要把朱威爾推入不可見的黑暗中,讓他站到反派的位置。根據他們過往經驗,確實有「發現屍體的人就是兇手」的數個英雄即反派的例子,於是在焦慮與有過往經驗的前提下,他們有扭轉整個故事的需求,或者說重建一個故事的需求,因為確實正因為真相還在黑暗裡,也是待建構的。

而當反派是朱威爾時,英雄的位置也就讓了出來,可以由FBI或媒體的某人來取而代之,當有了英雄,也有了反派,一個讓人安心的故事就成立了,故事與現實的差異在於,現實是無限綿延的,然而故事卻會有開始與結束,就算是富堅那永不完結的獵人也分好幾個篇章進行。

那麼對朱威爾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也就是說這部以李察朱威爾為故事主角的電影,在其中他要克服的問題是什麼?正在於他必須「承認」他自己給自己建構,且讓自己相信的FBI口中的「警察對警察」的謊言,片中那一場只有朱威爾與布蘭特律師在朱威爾家的對手戲,平時溫順的朱威爾因為布蘭特不斷的進逼而爆發了,他告訴布蘭特,他一直都知道FBI那句「警察對警察」是一種嘲弄。

「但我之所以打電話給你!是因為只有你把我當個人看!」朱威爾對布蘭特吼道。

他也知道他在世人眼光與自己期望被看待的眼光的差異是什麼,這段戲證明了朱威爾的心智健康,因此他知道自己所抱持著的其實一直是謊言,謊言裡他與其他執法人員是「一樣」的或至少是「「同類」,謊言裡,他是那個照片上穿制服一臉自豪的朱威爾,透過謊言他這幾十年都是這樣過來的,只有布蘭特可以讓他不用以謊言仍可自在。

「李察朱威爾事件」劇照。圖/華納兄弟提供
「李察朱威爾事件」劇照。圖/華納兄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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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透過這一場戲,透過言說的這一刻,他才真正正視了這個謊言,而非處在自欺欺人的模稜兩可狀態,而這也是布蘭特律師一直希望朱威爾能做到的。

做自己的英雄。

隨後另一場媒體用相機喀嚓聲「聽訟」的也是朱威爾母親的「言說」,於是片尾那場重大的戲就自然而然是朱威爾對他一直以來崇敬執法者中最高存在的聯邦探員之「言說」,在那裡他言說著自己一直以來信仰的謊言是如何在這件事裡幻滅的,FBI不再是他的英雄,而是他此刻對抗的反派,他透過言說成為了自己的英雄,也讓他的代言者布蘭特律師跟隨他離開辦公室時對鏡頭展露微笑。

他以他為榮。

總結來說,《李察朱威爾事件》的優秀之處,正是是精準的從眾人的災難對準到自己的災難,從眾人的英雄對準到自己的英雄,歷史災難只是契機,成為自己的英雄才是全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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