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一次世界網路戰」已經開始

任何對二〇一六美國總統選舉的完整報導,一定不能不討論從福斯新聞到臉書到推特等媒體網絡(也就是勝選者偏好使用的網絡),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次選舉有很多諷刺之處,其一是川普受網絡驅動的宣傳竟如此強力地抨擊柯林頓的菁英網絡──一個川普自己過去所屬的網絡,柯林頓夫婦曾出席他第三次婚禮就是證據。

在選舉的幾年前,某個名為「川普網」(The Trump Network,成立於二〇〇九年,販售像是獲得川普背書的維生素補給品等商品)的商業實體宣告破產。倘若川普敗選,大概會發起一個叫Trump TV的川普電視網。他之所以沒輸的原因之一是,俄國情報網絡以維基解密網站和RT電視臺為主要工具,竭盡所能地破壞其對手的名聲。

美國總統川普。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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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美國情報體系發布的部分解密報告表示,「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亭(Vladimir Putin)在二〇一六年下令展開一場影響選情活動」,意圖「誹謗柯林頓國務卿,傷害其勝選機會,以及可能獲得的總統職權」,反映出俄國克里姆林宮當局對川普的「明顯偏好」。二〇一五年七月,根據報告指出,「俄羅斯情報機構進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的網絡,並維持此管道暢通起碼直到二〇一六年六月」,有計畫地透過維基解密(WikiLeaks)發布它取得的電子郵件。

在此同時,「俄羅斯的國家控制政治宣傳機器──由國內媒體機構,RT電視網、Sputnik俄羅斯衛星社等以全球觀眾為受眾的發布管道,以及一個半官方的鄉民網絡所組成──藉由作為克里姆林宮當局對俄國人及國際觀眾傳達訊息的平臺,對影響選情活動有所貢獻。」

然而,川普勝選的另一個原因是,以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為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網絡。

在選舉前十二個月內,發動了多次攻擊,其中兩次在美國(聖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和奧蘭多〔Orlando〕)。這些恐怖攻擊使川普誓言「揪出」、「拆散」然後「一個接一個地根除……這個國家內支持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絡」,以及「徹底瓦解伊朗的全球恐怖網絡」的保證,吸引力大增。

簡言之,我們活在「網絡的時代」(the network age)。喬舒亞‧拉莫(Joshua Ramo)稱之為「網絡力(社群力)時代」(the Age of Network Power)。雅里安娜‧拉佛蘭斯(Adrienne Lafrance)喜歡形容現在是「糾纏時代」(the Age of Entanglement)。帕拉格‧科納(Parag Khanna)甚至提出了一個全新學科──「連結學」(Connectography)──以繪製「全球性網絡革命」的版圖。「網絡社會,」在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看來,「代表人類經驗的一場質變。」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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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正在重新塑造公領域,連帶也正改變民主本身。但改變是變得更好?還是更糟?

「當前的網絡科技……確實有利於公民,」谷歌的吉拉德‧柯恩(Jared Cohen)和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寫道。「史上不曾有這麼多人,透過一個具有立即反應力的網絡與彼此相連」,世界各地的政治面臨可能真的會「改變遊戲規則的」後果。另一個替代觀點認為,諸如谷歌等全球性企業(global corporation)藉由利用網絡削弱國家主權及其所創造的集體主義政治,正有計畫地實現「結構宰制」(structural domination)。

我們也能用同樣問題檢視網絡對國際體制的影響:更好?還是更糟?

對安─瑪麗‧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而言,藉由結合國與國外交的傳統「西洋棋盤」和新興的「網絡……網際網路」,利用後者的優勢(譬如透明、適應性和可擴展性),重新配置全球政治是可行的。她認為未來的女政治家,是以「各種連結策略」(strategies of connection)「和政府一起行使權力與施展領導力的網際網路行動者(web actors)」。科納期待看到一個「供應鏈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全球性企業、巨型城市(megacities)、「航空城」(aerotropolises)和「區域聯邦」(regional commonwealths)投身一場永無止盡但大體上和平的「拔河賽」,競逐經濟優勢,好似「一個規模龐大的多玩家遊戲」。不過,不僅拉莫,就連他的導師季辛吉,都懷疑這些趨勢能夠增進全球穩定性。「網絡化通訊在社會、金融、工業與軍事等部門的全面滲透,」

季辛吉指出:「已經……使弱點發生革命性劇變。因為在速度上超越多數規章制度(以及很多監管機構的科技理解),它在某種程度上創造出了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霍布斯(Hobbes)表示,從自然狀態脫逃,提供創造一個政治秩序的積極動力……[不]對稱性與先天的世界秩序失調內建在……網絡強權(cyber powers)在外交和戰略兩個領域的互動裡……若不就國際舉止明訂規則,體制的內在動態將帶來危機。」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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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一次世界網路戰(cyberwar)」已經開始,誠如某些人所宣稱,那麼它是一場網絡之間的戰爭。

最令人擔憂的可能發展是,一個單一的全球網絡最終將使智人(Homo sapiens)變得多餘而滅絕。

哈拉瑞(Yuval Harari)在《人類大命運》(Homo Deus)主張,以文字、金錢、文化和意識形態──碳基人類神經網絡的產物──為基礎的大規模「集體合作網絡」(mass cooperation networks)時代,正逐漸被以演算法為根據的矽基電腦網絡新紀元取代。我們很快會發現,人類在那個網絡裡之於演算法的重要性,就好像當下的動物之於我們人類。

對個體而言,和網絡切斷關係將等同死亡,因為網絡將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地維繫我們的健康。但與網絡連結根本上意味著物種的滅絕:「被我們自己奉為圭臬的衡量標準,將迫使我們成為下一個被遺忘的長毛象和長江豚。」根據哈拉瑞對人類歷史的慘澹評價,這樣的發展大概是我們罪有應得。本書關注過去勝過未來;更精確地說,這是一本主要透過研究過去以學習未來的書,而非一股腦地栽進憑空想像,或不負責任地根據最新趨勢從事預測。社會上有些人(特別是矽谷新貴)認為在這個科技創新日新月異的時代,人類能以古為鑑之處相當有限。

事實上,我在前文中摘要概述的論點,大多理所當然地認為社會網絡乃一全新現象,而且它們在當前的普遍性可謂前所未見。這是錯的。儘管三句不離網絡,事實是,絕大多數人對於網絡運作的方式理解有限,而且對於它們從何而來幾乎一無所知。多半時候,我們忽略了它們在自然界的普遍程度,忽略了它們在人類物種演化過程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忽略了它們一直是人類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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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們往往低估了網絡在過去的重要性,於是錯誤地假設歷史在這個主題上無法提供任何教訓。

我們在今日世界所見的網絡規模是史無前例的,這點無庸置疑。資訊的流動──抑或疾病的流動──從未如此迅速。但規模和速度不等於一切。如果不去研究規模較小、傳播較慢的昔日網絡,我們不可能理解自身時代那些規模龐大、傳播迅速的網絡──特別是我們將無從得知這個網絡時代,究竟是快樂的自由解放時代,抑或是醜陋的無法無天時代。

因為這些昔日網絡,也曾經無所不在,而且有些時候,它們真的非常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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