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難題:寫作是一種表演,而譯者的功力永遠都是討論的焦點

鑑於世人對翻譯普遍抱持負面的看法,從不情願的容忍到公然的厭惡,在此應該更進一步探討這些敵意究竟從何而來。

從讀者的立場來看,這點並不難理解。經由譯者的介入來閱讀外國作者的文本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尤其多數閱讀譯文的讀者對原文的語文及文化所知有限,或甚至一無所知。但在任何人際溝通中,信任都是一種難以建立卻極易被破壞的商品。沒有人喜歡被他人說服,但就翻譯而言,這幾乎就是我們要求讀者做的事。義大利一句陳腐的雙關語:traduttore, traditore(「譯者即叛徒」)影響了翻譯評論長達數世紀之久,而這句話之所以能源遠流傳,就在於其背後隱含了許多文化對於中間人普遍存在的懷疑,認為他們不是能力不足就是意圖不軌。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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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作者的立場也很容易理解這種敵意。

作者投注了時間與心力撰寫出句子、段落、韻律,在語義、句法與象徵等各個層面上,明確傳達了自己想傳達的意思。但另一名擅長文字的人介入,而且這個人往往與作者私交有限或甚至毫無私交,這勢必會引起懷疑─此外,有些譯者的確也不擅長化解這種疑慮。如同彼得.科爾(Peter Cole)指出,兩個作者之間,也就是作者藝術家與譯者藝術家之間,也會出現固有自我的衝突:「藝術家最惡名昭彰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必要的)自負。而厲害的藝術家以其實力著稱,而這個實力一部分也包括他們不願受其他藝術家的精神影響的這種態度。」

科爾在此指的是譯者不願受到原文作者的想法影響,但其實這句話對譯者及作者都適用。

想當然爾,並非所有作家都抱持這種抗拒的態度。例如,波赫士便懷疑譯者的手藝是否真的「不如作者的手藝巧妙與進步」。艾可便曾讚嘆《玫瑰的名字》英譯版的成功,應歸功於「協商的過程」。法國評論家及小說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認為,譯者「是最罕見的一種作家,無人可並駕齊驅」。

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很著名的事蹟是,他會與所有譯者召開為期數天的座談會,一同檢視數種語言中的各種問題,並討論可行的解決方案。有時作者與譯者會同心協力,透過互相合作或持續聯繫而提升作品品質。艾德蒙.基利(Edmund Keeley)是塞弗里斯(George Seferis)的譯者之一,他曾提及「我們在翻譯時,有時作者沉重的陰影總會矗立在身後,至少我這麼覺得。為了提醒我們他的英文不差,這位外交家兼詩人偶爾還會從他最新的駐派地點寄明信片來……糾正這個字或那個詞的誤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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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情況而言,在我翻譯的作品中,多數仍在世的作者都與我保持一段善意且信任的距離,在我需要時會與我聯繫,但平常都保持低調。事實上,我只有在翻譯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作品時確實感覺受到妨礙,我可以感覺到他的幽靈就飄在我的肩上,對我的每個不當用字(mot injuste)搖著他宛如海象鬍鬚般濃密的鬍子。

然而,作者對於自己作品遭到重塑這件事,通常採取較疏離甚至是公然厭惡的態度。

態度較偏向自由放任的作者,可能直接認定譯者自己知道該怎麼做,因此不加以干涉;或將譯本當成附加利益,可以增加額外的收入和讀者。至於態度不這麼放任的作者,則會以無可救藥的不信任態度看待整個翻譯過程。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被背叛的遺囑》(Testaments Betrayed ,「譯者即叛徒」的觀點再度出現)這本書名嚴厲的作品中,仔細剖析他認為卡夫卡的法文譯者─甚至進一步延伸到所有譯者─所犯的各種錯誤。

風格上的錯誤:「對譯者而言,作者的個人風格應該是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多數譯者卻服從另一項權威:也就是對「好法文」(或好德文、好英文等等)的傳統觀念。」寫作上的錯誤:「必須用其他字詞取代更明白、簡單、中性的字詞……可以稱為同義詞反射動作,幾乎所有譯者都有這種反應……這種以同義詞替換字詞的作法看似無害,但這種作法的系統性特質勢必會模糊原文的觀點。除此之外,這麼做的用意究竟為何?為什麼不把作者的『gehen』翻成『go』就好?」

大家認定的缺點,例如用字重複及非正統用語等,如果具有風格或主題上的作用,那麼謹慎認真的譯者的確應該設法加以保留。

但有時用字重複只是作者的錯誤,譯者可以做得更好─因此透過譯文表現得更好。備受推崇的字對字翻譯法─也就是昆德拉提倡的方法─也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雖然他舉的每個例子都顯示gehen在卡夫卡的德文句子中可能用得很貼切巧妙,但在英文裡,有時翻成go(去)比較恰當,而有時主角Joseph K.則是應該leave(離去),更有些時候他必須move(行動)。根據最新的估計,現代英語的功能性詞彙超過五十萬字,是德語(約十八萬五千字)的三倍、法語(不到十萬字)的五倍,因此是世上變化最多的語言之一。

基於這點,英文譯者有充分的理由用不同字替換「gehen」這個字。

昆德拉也嘲笑譯者傾向讓譯文的「詞彙更豐富」,認為那只是譯者的自我表現,想藉此獲得讚揚:「大家自然會把豐富的詞彙當成一種價值、一種表演,當成譯者文筆精湛、翻譯功力了得的證明。」譯者當然也和所有人一樣都想獲得讚美,即使是秉持著最高善意的譯者,有時仍難免做得太過頭。

但事實上,寫作的確就是一種表演,而譯者的功力永遠都是討論的焦點。

作者的文筆需要透過譯者來展現。這點在外國作家首次被引介至某個新文化時尤其明顯,但也不是唯一的真理:日本小說家及翻譯家村上春樹因對先前的《大亨小傳》譯本感到失望,因此重譯了這部作品,他提到自己「運用了小說家的想像力」,以便「傳達費茲傑羅文句的力量。為了徹底掌握文本的精髓,我必須深入作品的核心。」

以我的情況而言,我合作過的作者中,有些很樂於贊同我在譯文中發揮的小創意,但也有許多作者不允許譯者做如此的更動。重點就在於必須知道這種更動何時可視為改進原文、對作者的意思做出最佳詮釋,何時則不過是錦上添花或自我滿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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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商周出版《譯者的難題:美國翻譯名家的9個工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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