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報導一則台南發生的新聞，李姓男子於服役期間透過網路交友軟體結識年僅十二歲國小女童，後在國小校園內無障礙空間廁所內發生性關係，女童父親發現後報警處理，李坦承犯行，與女童父親以十萬元達成和解，同意給予緩刑，台南地院認李現役軍人犯對未滿14歲女子性交罪，處1年6徒刑，緩刑3年，並禁止與女童聯絡，應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可上訴。
這則新聞充分表現出臺灣對於對兒童性侵害犯罪的輕視，簡直不可思議。
首先，這個加害人絕無可能有誤認被害人「不是小學生」的可能，因為案發地點就在國小校園內，一個成年人利用兒童智識發展未成熟而加以性侵，法官怎麼能認為一個12歲國小女童的「同意」有法律上的意義而是「未違反女童意願」？然後對加害人予以輕判？
十年前臺灣曾有一場「925白玫瑰運動」，主要是法官認為一個性侵六歲女童案件中，被告自白並未使用暴力，且證人指出並未見女童抵抗呼救，必須探討是否「未違反女童意願」的問題，因而引發社會的不滿，有法界認為所謂「違反女童個人意願」指的是是否「做出強迫女童就範的行為」，像錢建榮法官就認為立法者在違反其意願之前例示「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也就是對被害人施以不論「物理上」或「心理上」的限制行為，不一定是要有形的強制力，只要是足以證明違反被害人的意願的方法，就構成本罪。
他認為該罪重點在違反意願的「方法」，之所以要證明有違反意願的方法，其實正是要保護人民不會因為無端的指控而入罪云云。本文所要質疑的則是，無論法官考慮的是「意願」或加害人使用的「方法」，只要加害人能認知對象是兒童，加害人的處罰還可以用緩刑「打發」嗎？
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對於兒童被性侵害，絕對不會如此輕輕放下，美國新澤西州於1994年7月29日，一個女童梅根•康卡遭有性侵害前科的男子傑西•提門德夸斯性侵並被殺害。受害者的父母不知道犯案者搬到他們居住的地方，因此催生此法案。
法律規定各州必須知會有性侵前科者入住的社區，將有性侵兒童前科者的個人資料公開在網際網路上，供民眾查詢及事先採取保護措施，這就是所謂的《梅根法案》（英語：Megan's Law）。美國佛羅里達州2006年通過的法案還規定兒童性侵犯的初犯大幅提高刑度，實施社區監控，包括終身配帶電子腳鐐、禁止接近兒童常活動的場所、被警方長期監視等。
這位被判緩刑的李姓男子，他如果又去網路聊天室「認識小學女生」，臺灣法律能限制他嗎？誰又能知道他住在哪裡？
臺灣對於兒童權益的保護，輕忽到令人吃驚的地步，導致這類事件層出不窮，像有人就倡議「公開性犯罪者和性騷擾兒童的罪犯資訊，可以讓我們自己保護自己」，就是以一個屢次性侵未成年少女的案子為例，若看14年前的案子，更證明許多法官多年來「反覆慣行判緩刑」的奇怪之處。
2006年，某男子到大陸五天之內嫖了十一名十六歲以下的雛妓，並做成色情光碟。板橋地方法院將他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五年，緩刑期間交付保護管束。 這類專門對未成年人下手的通常是慣犯，但法官只因為加害人在法庭上的「表演」就感動，就像這個雛妓案中，法官說「他每次開庭只要提示翻攝照片給他看，就會出現情緒性反應、不斷自責，甚至還嘔吐，應該有悔悟之心」就相信了。
軍人性侵兒童案，合議庭亦認為「李素行良好，因年輕識淺，一時失慮」而予以緩刑，但一個當時主動拍光碟拍得很高興還大拍特拍的人，一個在校園找小學生下手的人，這幾位法官到底是怎麼想的，怎麼會認為他們有「悔悟之心」、「一時失慮」？
正因為臺灣法治對性侵兒童犯罪的輕忽，誑稱應該思考罪刑相當、反對「亂世用重典」的愚民封建重判，但事實是法官還判到「緩刑」了，只罰點錢就了事，臺灣前幾年自認已經簽訂《兒童權利公約》，那臺灣做到採取包括國內、雙邊與多邊措施，以防止引誘或強迫兒童從事非法之性活動、充分保護兒童了嗎？
美國這麼多關於保護兒童免於被性侵害的法律，其實建築在一個個血跡斑斑的個案之上，但臺灣發生的個案再多，有再多的人上街抗議，法官還是可以判緩刑，還是有「前仆後繼」無視兒童權益的加害人！2011年，台南市單親國三女生小真，被家人發現懷有五個月身孕，後來扯出這名國三少女竟然從四年前，也就是十一歲時就遭到鄰居伯伯引誘援交，嫌犯有六到七個人，甚至有二十位老人的說法。
這件事其實當時村里早就傳得沸沸揚揚，但沒人仗義直言，直到小真懷孕，事情才曝光！
令員警驚訝的是，涉案老人應訊時，不但沒有悔意，還將責任推給家長管教不周，好像自己才是受害人，千錯萬錯都是小真的錯。記者說「因警方查辦此案，原本平靜的社區頓時變了調，到底有多少人涉案，成了居民茶餘飯後談論的焦點；卻始終沒有人徹底檢討，這四年來，為何始終沒人向少女伸出援手，包括社區裡應該早已風聞的婆婆媽媽們。」
那我們是否也該檢討：臺灣社會文化出了什麼問題，這多年來，為何始終沒人向兒童伸出援手，包括說要建立社會安全網的蔡英文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