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多起酒駕事故後，立法院3月26日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三項重大變革包括同車共責的連坐條款與酒駕累犯強制加裝「酒精鎖」及沒入條款。結果根據新聞報導，酒駕重懲上路後南投、竹南、苗栗違規不減反增，連高雄警員酒駕今年都已6起，令人懷疑台灣酒駕「亂世用重典」是否已經失敗。
另外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資料，104年至107年具軍職人員身份並涉及酒駕者，高達4720人次，但國防部總督察室在同期統計酒駕人數僅為477人次，審計部懷疑國軍人員酒駕隱匿未報情形嚴重。如果連部分軍警都「喝了再上」，台灣的「酒駕之殤」真不知何時才能停止。
此次修法原因究竟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還是「判太輕」？
其實根據中央社統計，2011年以前，酒駕致人於死的平均刑期約在300天，修法後逐年增加，2018年來到1039天（約2年10個月），但仍低於2018年酒駕致人於死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原因係約有半數獲得緩刑個案顯可憫恕。除了酒駕者的肇事責任可能不到一半，還有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對於減低刑度當然有一定影響外。
政大法律系教授許恒達認為，酒駕修法很多情況是基於民意考量，實質上法官也沒有那麼贊成。酒駕僅是危險交通行為的一個態樣，嚴格來說與疲勞駕車致人於死沒有太大差異。而現在的法規是把特定行為拉出來加重其刑，但加重的實質理由並沒有那麼有正當性，因此法官在量刑時不一定會跟著重判。
司法流言終結者的一篇文章對酒駕修法則指出「為何屢次修正185-3都針對酒駕？每天無時無刻在街頭上演的『闖紅燈』、『超速』、『隨意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紅燈左、右轉』、『未禮讓直行車』、『雙黃線迴轉』、『轉角紅線違停』等，肇生死傷的案件數及死傷人數也不低，為何通通不在修法範圍內？」
從以上角度來看，也難怪未造成死傷的酒駕案件判決中，「不能安全駕駛罪」刑度隨著修法逐年上升，超過9成的刑期卻在6個月以下，而且得易科罰金。該分析另外有趣的地方是，大學以上學歷酒駕犯，刑度是90天；高中以下學歷者，則是120天。本次修法最見效的則是，拒測從罰9萬調到18萬後，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隊統整7月分數據，去年拒測的人數有51人，今年大幅下降至38人。
本文認為，從司法審判的角度來說，因為危險駕駛的樣態多樣，酒駕做為其中一種卻有最重的懲罰，法官似乎「判不太下去」，因而導致即使立法刑度越高，但實務也未隨之起舞，像酒駕未造成死傷常緩刑及六月以下刑期得易科罰金、2018年的統計平均刑期也不過2年10個月。
台灣酒駕嚴不嚴重？
警政署統計近5年（2014至2018年）警方取締酒駕違規件數每年皆逾10萬件，中央社媒體實驗室地毯式搜尋2000年至2019年1月地方法院判決書，分析49萬筆酒駕資料後發現，一般酒駕（未涉死傷）占98%，共有48.8萬筆，酒駕致死案件有2800筆、致傷案件5200筆。酒駕致死傷判決有逐年減少的趨勢，社會矚目的葉冠亨案（被稱為「葉少爺」），判刑6年（2016年假釋，實際執行刑期3年1個月），詹震山撞死柯文哲學生台大醫師曾御慈肇事逃逸案，判刑4年6個月（2017年假釋，實際執行刑期約2年5個月）。
中央社指出，根據2018年日本、南韓警察廳公布的數據，日本、韓國每千萬人的酒駕案件死亡數為16人、42人，台灣則高達100人。
筆者對酒駕曾多次為文討論，首先，台灣酒駕死亡人數有嚴重低估之虞，原因在於警政署只調查24小時以內死亡人數，若調查2016年因酒駕殞命的亡魂，最多差距就有可能會有102至7095人之多呢。
其次，台灣的法律扶助體系已經嚴重扭曲，在這個人稱「全國最大律師事務所」對來者未訂排富條款，部分有錢人犯罪打官司也找法扶，最著名未被排富的例子就是行政院發言人KolasYotaka竟曾申請法扶資源。這種「訴訟的健保制度」，司法院在2018年就編列了13億5521萬5千元的預算支付捐助，每年十幾億十幾億的丟到底幫到誰？
法扶基金會董事長范光群報告時表示，刑事有1萬8742件中，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案件最多，共有4038件。筆者認為最荒謬的則是人權律師黃致豪宣布退出法扶系統的事件，因為他為了一名6進6出的酒駕被告花了很多時間蒐集科學證據，在法庭上說服法官被告可能有酒癮，好不容易爭取到庭上同意送他去戒治。未料法扶新北委員的結案審查意見上寫「無故未撰擬書狀，扣酬金五千元」，黃致豪看了氣到發抖，自覺一輩子沒受過這麼大的羞辱云云而退出。
有人認為替這類犯行打官司可稱為扶助弱勢， 筆者則指出美國律師界的志願法律服務（Pro Bono）文化是美國律師協會「志願法律服務挑戰」（Pro Bono Challenge）憲章中要求律師應該扶助經濟弱勢，而且一毛錢也不收。在「全國最大律師事務所」領薪水打官司，跟美國應該是「大不同」。
若看台灣的酒駕累犯問題，有位苗栗縣黃姓老翁涉嫌在今年2月間騎車遭警方查獲，因黃酒測值超標，被警方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苗栗地院判他10月徒刑，但黃不服提出上訴，但他在此案前已有5度酒駕紀錄而維持原判。另一案則是桃園許姓男子已有3次酒駕前科，駕照也因次遭吊銷，去年1月2日開車貿然左轉撞死黎女後加速逃逸，審理時全盤否認，法院痛批他已3度酒駕仍不知自省，依過失致死、肇逃判他有期徒刑2年4個月。
六度酒駕判10個月，已經三度酒駕然後第四次酒駕撞死人加肇事逃逸判2年4個月，請問讀者覺得他們被判的是輕還是重？
筆者曾引用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主任黃慧娟「防制酒駕之法制對策─兼論日本酒駕治理相關法律」論文討論，其實台灣酒駕若是「酒癮」害的，日本難道沒有嗎？為何日本酒駕致死比率比台灣低那麼多？台灣只要比照日本法律給酒駕犯提供酒精的酒店、商家、車輛所有人、乘客均予以重罰的法律規定，加上嚴格執法，酒駕怎麼不會大大減少？
最後，筆者完全不能認同所謂「其他樣態交通違規致死也很多」來當酒駕致死判決「應該」低於法定刑的理由，因為這是國民認為酒駕應該重罰的立法意志，法官憑甚麼超越？而且就像警察抓交通違規，能用被抓的人的邏輯「還有很多人都一樣怎麼不抓」來質疑執法不公嗎？「其他樣態交通違規致死也很多」卻不立法加重刑罰是立法者與台灣輕縱的問題，怎能怪酒駕「立法太嚴」？
如果拿「台灣、日本、交通事故」當關鍵字搜尋，可以發現如「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率竟是日本的4.4倍！日媒體人嘆：台灣駕駛太傲慢，都不禮讓行人」、「讓台灣稱羨的紀錄，日本 2018 交通死亡人數創 80 年新低！」、「台灣馬路超危險 死亡率東亞第一」、「台灣車禍死傷太恐怖 每年死者比921地震還」的報導，換句話說：
根本不是台灣酒駕法定刑太重，是其他危險駕駛判太輕，台灣除了酒駕外，其他的危險駕駛致死多依過失致死罪（刑法第276條第1項）、肇事逃逸罪（刑法第185條之4）以及遺棄致死罪（刑法第294條）競合適用，但極少依遺棄致死罪法定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論斷，更多的是以過失致死罪輕判。
日本2001年增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日本《刑法》第２０８條之二對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五種行為類型做出定義，分別是酩酊駕駛型、高速駕駛型、無技能駕駛型、妨害通行型、無視紅色信號型的危險駕駛行為，台灣為何不學學？
本文認為，若從日本的例子及台灣馬路死亡率竟東亞第一的現實來看，並不是酒駕「亂世用重典」及致死刑度不一的問題，而是台灣馬路根本「如虎口」，要是立法者不正視台灣危險駕駛行為的多樣化及刑度過輕的問題，「死亡率東亞第一」的汙名還會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