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疫情爆發，到處都成為重災區，在我看來，疾病不會挑人，但會找到這個社會最弱的點進行攻擊，最包容弱勢的區域會先成為傳播口，又因為這些地方容易被攻擊，難以有足夠的聲量，所以會被汙名的最慘。像是街友，但我們只要想一想，能出國還當什麼街友，感染源不大可能是從他們身上來的。但因為環境、空間和隱私性，他們會最先受抨擊，畢竟好罵，生活沒有隱私，資訊接受的較慢，一般人可以躲在家裡面甩蠢，但他們會全部曝光，畢竟太好拍攝了，鏡頭照過去就隨時可以說成故事，也隨時可以吸引人注意。

每個人都有無法救贖的深淵，如果不在今天、那就會在明天，如果不在台北、或許會在遙遠的南方，要是不在這個世界、至少，有天會在那頭相會。

在服務的過程中如何讓案家感到被尊重是建立關係的第一步，沒有這第一步，再多的社工專業都是枉然的，這是這位媽媽幫我上的一堂社會工作倫理課，社會工作者與被協助者是對等的，是平等的才對，不過真的不容易做到，我也是經過從很多個案身上才慢慢學習與實踐的，直到現在我都不敢肯定我可以完全做到。後來因為這件事情我想到了一句警惕自己的話：「很多人都是好人，也都在做好事，但是要注意，有時候很多『好事』，都被很多『好人』給做『壞』了！」

社會工作的方法一項都是根據案主的需求與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就如同水一樣，案主需要我是圓的，那我就是圓的，案主需要我是方的，那我就是方的，如何將其他的專業合宜的連結起來，發會最大的團隊合作與效率就是社會工作最大的功能與任務，不是社會工作者本身多厲害，而是社會工作者可以協助杯子(案主)找到最厲害最合適的石頭 (專業)，讓杯子可以填滿與圓滿。

2006年的埔里還是有弱勢者過著家裡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的日子，甚至沒有門牌，房子只是一些木板與鐵皮拼湊而成的「盒子」，他替孩子感到心疼，他覺得人生好不公平，為什麼同樣是人，同樣住在台灣，卻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為什麼這些孩子要遭受這樣的對待，這個社會真是太不公平了！

跟孩子聊天，如果你認真的問問題，孩子就無法敷衍你，但如果你隨便的跟孩子聊天，問的都是一些對孩子不重要、孩子不關心的問題時，那麼就不要怪孩子敷衍地回答你的問題。

也許我也該謝謝那位大學的老師跟921之後沒有通知我面試的某大型社會福利機構，因為如果我去了這些機構當社工員，我非常可能就沒有機會當社工督導，也就沒有機會當副執行長了，所以我好像也該好好感謝那位大學老師與某大型社會福利機構，他們也都是我的「貴人」不是嗎？

大多數的急難收容所都破爛得嚇死人，要是不曾在這些地方吃過午餐，大概就無法理解我對救世軍收容所的讚美。當然，所謂的食堂也不是五星級餐廳，所以當時的員工不時抱怨馬鈴薯煮糊了或蔬菜煮爛了。但是直到今天，很多收容所供給遊民吃的食物好像是在告訴我們：我們連煮糊的馬鈴薯或煮爛的蔬菜都不配。

他們覺得自己是上帝，他們是神，什麼都是他們說了算。這個世上，「後知後覺」是人生的常態。用後現代的講法，我們每個人都是「被建構的」。就像房子，我們都是被父母蓋出來的，父母又是被他們的父母蓋出來的。一代代人教導孩子的方式，又來自當地的文化，而文化又是一代代傳承而來。當我們在發展自己個性的時候，我們已經不知不覺把周遭人們的習性融入進來。

每一個社會福利單位都應該交代服務對象後來的發展，因為社會福利機構的服務，究竟能不能真的對服務對象有長期的幫助，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這不僅是對捐款人捐助的責信，也是社會工作者對自己工作的檢視，更是對服務對象的尊重。很高興越來越多人在意長期服務成效，也希望重視長期服務成效的社會福利機構越來越多，大家也都一起問「服務對象後來怎麼樣了？」

說實話，辦倡議活動很難去衡量到底「有沒有價值」也很難確定這些努力的用途在哪裡，任何社政團體辦活動都是一次「可能性」的嘗試，而成效只能在長時間觀察相處下看出來。像是徐大，辦一次這種活動大概可以講兩年，之後每年到了九月就開始期待或者「田調勘查」，反而是給我激勵和翻轉我的印象。質疑消費貧窮容易，助人卻很難，甚至有時候我覺得倡議活動，真的只是撒種，而且是流淚的撒種，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會長出作物來，或者是因為社會環境困難，撒出去的種子完全無法存活。

講到最重要的人對少女的期待時，很多少女都忍不住流下眼淚，這眼淚有最重要的人已經過世的悲傷、來不及做到對方期待的扼腕、有自己誤入歧途的懊悔、也有想要達到最重要的人期待的誓言……等。

不知是因為自己能夠被賦予責任感到訝異還是驚喜，我看到小歲的眼中看到的是充滿自信的眼神，已經不再是充滿警戒與銳利的眼神了。一開始是帶我參訪的小宋在跟小歲聊天，一個段落之後小宋就跟我及兩位社工實習生（將在兒童站實習三個月，當天我們四人一起到兒童站）簡短說明小歲有一些跟其他小孩不同之處，有一些特殊的行為，比較需要關注，而在說話的同時我發現小歲非常在意我們的私下談話，充滿警戒，很想知道我們談話的內容，於是我大概心裡就有數了。

只有「相對無敵，沒有天下無敵」，同樣的，我認為困難亦是如此，所有的困難都是有解的，只是我們有沒有本事找到解決的方法而已！

弱勢兒童的自我認同通常不高，尤其是當課業表現又不好時更是明顯，這是在華人的文化脈絡中幾乎是必然的現象。因此提升弱勢兒童的課業程度必然會提升弱勢兒童的自我認同，同時也能提升弱勢兒童未來的工作競爭力，尤其當弱勢兒童長大之後成為助人者時，對弱勢兒童來說自我價值感的提升是非常明顯的。同時因為自己的不同的成長經驗，讓弱勢兒童在成為助人者之後，更容易同理與貼近弱勢者的脈絡，成長過程中的困境與弱勢變成了助力與優勢。

因為有了這樣的經驗，讓我在從事社會工作的過程中學會如何真心關懷別人，如何讓受到協助的人感受到被尊重，同時也讓我明白原來幫助別人不需要擁有很多才可以，只要你願意，人人都有能力幫助別人，這是我在同學的媽媽身上學到的重要觀念，而我也沒有辜負她當年請客的牛排之恩，我成為了一位助人工作者，一位社會工作人員。

這時我想起了另外一群在鄉下的同學，鄉下的同學除了幾位比較會讀書的同學有不錯的發展之外，大部分的同學的發展明顯跟台北的同學很不相同，也有幾位留在鄉下的同學過得似乎不是很如意，這兩群都是我的同學，但是似乎環境還是對他們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三十年前就已經是如此了，三十年後的今天，狀況有改善嗎？還是更糟呢？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沒有督導體系的機構一旦社工員流動，專業經驗幾乎是完全帶走的，而有督導體系的機構卻可以因為有社工督導而將專業經驗留下來，不會隨著社工員的流動而全部帶走。

第二個階段8-14歲，這個階段也是我搬家與轉學最頻繁的時期，也是開啟我的視野最重要的階段，看過台北市的進步與繁華，讓我見識到城鄉差距，也讓我脫離井底之蛙，也短暫的在台北度過得來不易的親子生活，雖然短暫，但卻格外珍貴。

如果我今天只是帶你們去玩，而不是加強你們的基本能力，是不是20年之後還是我帶你們的小孩去月Ｏ呢？你們希望這樣嗎？你希望成為一個無法帶自己小孩去月Ｏ的父母嗎？

當你問：「如果你是房屋仲介，你會想要怎麼賣房子？」當案主回答「賣房子連自己一起賣」時，你所能想到的就是案主的價值觀是偏差的嗎？還是你應該意識到釐清雙方的認知是否有差距呢？

這件事情讓我在從事社會工作的過程中，永遠記得要真心關懷對方，不論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之下，只要你願意，依舊可以對另外一個人付出真誠的關懷。真誠的關懷對方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同時對對方的影響甚至會超過你的想像。

他淡淡的說，這裡有任何地方都沒有的，自由。

在博幼基金會服務弱勢兒童的過程中，我經常遇到很多評價跟我父親類似的父母，有著各式各樣的缺點，但是我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父母卻是如同我對父親的印象，於是我告訴社工員：「無論犯再多錯的父母，無論其他人對這些家長的評價如何低，但是對於他們的子女來說父母永遠是父母，這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的事實。而且對孩子來說在意的並非別人對父母的評價，而是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既然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那為什麼我們不好好的運用這份血濃於水的親子關係呢？

那是我第一次擔任特殊孩子的家教，因此我原本打算不收任何費用，但是在家長的堅持下，加上我的經濟狀況也沒有很好，機車也要加油，於是我就收了一次家教費用新台幣150元，因為我是真的只是因為不忍心看到求助無門的媽媽好不容易搞清楚孩子的問題卻無能為力，沒有辦法找到特教老師幫忙她的孩子，所以就希望可以盡自己的棉薄之力試試看，或許可以減輕這位媽媽的壓力。也抱著一種學習的心態，跟孩子一起成長，一起找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