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力俊／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正如美國在伊朗的泥淖所顯示，戰爭幾乎總是比開始更難停止。根據曾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蘭德（Dafna H.Rand）在《外交事務》發表「新永恆戰爭：美國如何陷入盟友的爭鬥」一文，分析華盛頓試圖主要依賴空中力量，避免派遣地面部隊，以免捲入所謂「永恆的戰爭」。但在許多國家，美國並非直接參與，而是裝備親密盟友以對抗共同威脅與共同敵人。

二○一五年，華盛頓支援沙烏地領導的聯軍對抗葉門胡塞武裝。二○二二年起，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二○二三年哈瑪斯襲擊以色列、加薩戰爭爆發後，美國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與外交支持。在這三場戰爭中，華盛頓都提供或出售了大量軍事裝備，並給予不同程度的情報、訓練與外交支持。然而，軍事支援的成效與政治控制力並不成正比。美國成為戰爭持續能力的重要供應者，卻未必擁有相應的終戰決定權。

傳統的「永恆戰爭」是美軍親自作戰，新的「永恆戰爭」則可能變成美軍不大量上戰場，但美國的武器、情報、金錢與外交力量長期留在戰場。美國從阿富汗、伊拉克得到的教訓是「不要再派數十萬美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它的替代方案：武裝盟友、提供情報、空中力量及外交支持，並沒有真正解決「如何結束戰爭」這個根本問題。

蘭德真正討論的並不是「美國是否應該援助盟友」，而是如果不能有效影響盟友的戰爭目標、作戰方式與停戰時機，那麼「支援盟友」本身就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永恆戰爭。

他指出美國援助盟國的「槓桿悖論」。在盟友最危急、最需要美國的時候，美國面臨道德、政治與戰略壓力，不便立即要求盟友限制戰爭目標、約束軍事行動，甚至預先討論停火，很容易被視為「在盟友最困難的時候扯後腿」。

可是等戰爭進行一段時期後，盟友已建立自己的戰爭目標，美國已投入大量資源與聲譽，更難抽身；同時，美國國內民意和國會支持卻逐漸下降，結果是美國的物資投入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反而可能愈來愈小。

作者打破一種常見錯覺：美國提供武器，所以受援助者就應按華盛頓意思行事。實際則並非如此。各國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國內政治、國家利益、歷史記憶與政治生存需求。作者指出較小的盟友甚至能反過來影響美國政治。他們可訴諸國會、媒體、利益團體與美國輿論，繞過白宮。這使傳統「大國控制小國」的權力模型變得複雜：美國有武器槓桿，盟友也有政治槓桿。

本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援助本身不是戰略。武器可以幫助盟友打仗，卻不能回答五個更高層次的問題：為何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什麼叫勝利？什麼時候停止？ 如果盟友對「勝利」的定義與美國不同，美國究竟是在支持盟友，還是在承擔一場自己無法決定終局的戰爭？

廿一世紀美國面臨的戰略風險，也許已不只是自己發動一場錯誤的戰爭，而是在沒有共同終局、沒有援助條件，也沒有退出機制的情況下，逐步承擔盟友延續戰爭的責任。這正是霸權管理同盟最深刻的困境：既不能拋棄盟友，又不能完全控制盟友；既要維持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又要避免被盟友拖入無法結束的戰爭。大國如果只有支持盟友作戰的能力，卻沒有協助盟友結束戰爭的能力，那麼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能稱為完整的戰略。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