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樑／向未來課稅？機器人稅？

科幻教父艾薩克．艾西莫夫在經典小說《鋼穴》中，描繪了一個令人窒息的未來：人類擁擠在巨大而封閉的穹頂城市裡，社會因劇烈的「反機器人暴動」而動盪不安。然而，人類對機器人的集體仇恨，無關信仰或意識形態，而是源自「經濟生存」最殘酷的本能。

在《鋼穴》的體制下，人類勞工一旦被機器人取代，便遭「取消身分」；社會福利被剝奪、居所遭收回，甚至連在公共餐廳用餐的資格也不復存在。艾西莫夫在七十多年前便已預見，一旦機器人的高效率與低成本不斷取代人類勞動，失業與剝奪終將累積成群眾的憤怒。而對機器人的仇恨，最終將反噬整個社會秩序。

比爾蓋茲在二○一七年接受《Quartz》採訪時，拋出「機器人稅」構想；如果一個人類工人透過工作創造價值，並繳納所得稅與社會保險保費，那麼當機器人取而代之時，也應該繳納等額的稅費。時隔近十年，隨著大語言模型與ＡＩ代理人加速進入勞動市場，昔日眾人茶餘飯後的「機器人稅」已不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現代租稅制度無法迴避的難題。

今年四月，OpenAI執行長奧特曼進一步將「機器人稅」具體化為「自動化勞動稅」：主張對導入ＡＩ代理人後，遭「完全取代」的職位課徵附加稅，藉以填補人類退出勞動市場後流失的薪資稅基。

「自動化勞動稅」面臨的第一個無解難題，是課稅主體與客體的模糊性；何謂「完全取代」？ＡＩ的導入，並非搬走辦公椅、再換上機器人，而是生產流程的重組與再造。例如，十人的客服團隊在導入ＡＩ系統後，編制縮減為兩人；這兩人不僅能處理原本十人的工作量，還有餘力投入銷售與新產品研發。

試問，系統究竟完全取代了誰？被裁撤的是八個職位，留下的兩人卻能創造更高產出；那麼，流失的究竟是哪一筆薪資稅基？更棘手的是，即使勉強認定被取代的人數與薪資，政府又該如何設計稅率與費率，精準補回原有的稅收與保費？

換言之，「自動化勞動稅」的問題不是稅率訂多少，而是無法界定「誰被取代、取代多少、該課多少」。制度設計已寸步難行，更深層的矛盾還在後頭。歐洲議會在二○一七年即曾研議對機器人課稅，以減緩自動化速度；然因憂心扼殺會員國技術創新與產業競爭力，最終遭否決。

南韓則在二○一八年出手，將大企業「自動化設備投資」的稅收抵減比率，由百分之七調降至三，被稱為「類機器人稅」；透過提高自動化成本，延緩勞工被取代的速度。然而，最新研究發現，此舉明顯抑制企業的自動化投資；與未調整相關稅制的日本相比，南韓相關產業的機器人安裝量，相對減少約百分之廿八。

就此，機器人或「自動化勞動稅」的本質，是以保護勞工、維持財政、社會穩定之名，行「對技術與生產力課稅」之實，無異於經濟自殘。台灣至今仍積極透過《產創條例》等租稅優惠，不斷鼓勵企業進行智慧機械與自動化投資，等同課徵「負機器人稅」；怎可能一手補貼自動化、一手課徵自動化勞動稅，在制度上自我否定？

因此，在各國競逐ＡＩ投資、爭相延攬科技巨頭的賽局中，缺乏全球協作規範的機器人或「自動化勞動稅」，沒有存在的空間。因為當所有國家都在爭奪未來，沒有人會選擇在此刻「向未來課稅」。

（作者為政大財政學系教授兼主任、財稅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