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翠玲／台立關係：價值外交的現實考驗

立陶宛總理魯吉尼涅近期多次公開批評，其前任政府同意台灣以「台灣」之名，在該國設處，是「跑在火車前面」的決策，不僅未帶來實質效益，反而導致與中國關係惡化。立陶宛媒體三月廿一日報導稱，最新民調顯示近六成民眾主張將「台灣代表處」更名為「台北代表處」，以改善對中關係。雖然總統瑙塞達基於維護政策穩定與國家信譽，暫不支持總理的主張，但無可否認，台立關係已出現鬆動跡象，相關爭議持續發酵中，並逐步進入政策再評估的階段。

回顧二○二一年十一月台灣代表處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正式掛牌時，備受關注。此不僅是台灣在歐洲的重要外交成果，也被視為價值外交奏效的具體展現。此一突破，除了台灣駐外人員戮力耕耘之外，也與立陶宛本身的外交思維密切相關。

立陶宛的對外政策長期帶有鮮明的價值取向。作為曾受蘇聯統治、於冷戰後再度獨立的國家，其外交決策深受歷史經驗影響，強調民主、反威權與規範秩序。在此脈絡下，支持台灣不僅是外交選擇，更是立陶宛政治身分的自我宣示。透過價值定位，小國得以在國際體系中提升能見度，並進一步強化其正當性與話語權。

相較立陶宛外交的價值色彩，多數歐洲國家則顯得審慎許多，在對台問題上，長期採取雙軌操作：於正式政策上遵守一中原則，在實務上擴大與台灣的經貿與政治互動，藉此保留政策的模糊空間，使價值與利益之間得以彈性調整，而不致承受過高成本。然而不過四年多，台立關係卻已出現明顯變化，外界不免質疑，立陶宛變了嗎？價值外交已經失效、立陶宛轉向中國？

此一問題的關鍵，恐不在於價值外交本身的有效與否，而在於其是否具備相應的現實條件。價值可以作為政策的起點，但仍須有具體且可持續的利益結構加以支撐，方能維持其長期穩定。即便是友台的立陶宛前政府，對於台立價值外交，自始即有明確的利益期待，包括來自台灣的投資、產業交流，特別是在半導體領域的合作，以及透過對台關係強化與美國的戰略互動，凡此皆為其決策的重要考量。

然而數年過去，預期利益尚未確實到位、並轉化為有感成果，而中國的反制卻是立即且具體：外交關係降級、貿易受挫、供應鏈壓力外溢等。這些影響雖未全面衝擊整體經濟，卻已對特定產業與國內政治氛圍產生實質壓力。當成本清晰可見，而利益仍停留於預期階段，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便逐步轉化為政策壓力，並在國內政治場域中持續累積與發酵。

這也解釋了為何立陶宛國內對於台灣代表處一案，自始即存在分歧，且在中國強硬反制的壓力下，這四年多來疑慮不減反增。

當前國際環境動盪，中小型國家的外交政策風險亦同步提高。立陶宛的調整，不宜簡化為立場轉向，而更接近於小國外交的再校準：在價值與現實之間，重新尋求可持續的平衡與操作空間。鐵桿反俄、堅守民主價值的立陶宛並不親中，其當前爭論，更應理解為現實條件壓力下的政策調整，而非價值立場的根本改變。

過去幾年，台灣以民主價值之名，大力推動對歐洲外交，並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與回應。然而價值所開啟的外交空間，終需經現實利益的檢驗。立陶宛經驗，值得借鏡。（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