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彥／擁核反核 都應信任科學

當我們把使用核能與否當一種意識形態進行政治鬥爭，就注定不能達到有利於台灣的共識。

我們要回到科學方法、科學內容、科學哲學、與科學信任。

廿世紀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科學史家對於相關的問題作了很多研究和辯論，也得到了清晰的歷史教訓；最新的教材來自二○二○年開始的新冠疫情，這個記憶猶新、傷害仍在的案例讓我們注意到「科學信任」的基礎為何，以及，漠視科學或濫用科學的危險，具體的例證是富裕而先進的美國，在二○二○年新冠疫情爆發第一年的死亡率全球第一：美國人口占全世界百分之四，因疫情而喪生人數卻是全球百分之廿，這與當時川普總統及部分美國人「不信科學」密切相關。

面對台灣最新的火熱議題—我們是否應該重拾核能—我們並非在知識的荒漠中首次碰到這類攸關「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議題，其實已有許多脈絡化的經驗可供參考。

科學家是人，是人就有可能犯錯，也可能受意識形態或利益驅使，做出不合科學倫理的解釋。如何讓科學可受信任呢？哈佛大學的科學史家兼地質學家歐蕾斯柯斯長期研究相關的議題，在她最新出版的《為何信任科學》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該信任科學社群在開放狀態並充分批判檢視之下得到的共識」，從而享用「在多元化中誕生的知識力量」。她的陳述中有三個關鍵字：開放、批判與共識，而所謂的「共識」以「開放社會中經過批判檢驗」為前提。

回看台灣五十年來的擁核與反核的論述實與政治發展密切相關。台灣的科學投資主要來自政府，不同時代的主流論述基本上也反映著政府投資的傾向與力度。不可避免的，在這種形式下，每個時代都有與政府立場看齊的「御用學者」，他（她）們一方面取得科研經費，另方面也得到名聲。人生短短，「站對立場」影響到學者個人學術升遷與社會地位，不免望風辨位，自動跟上。台灣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在形式上進入了民主開放的社會，但因為科研經費的來源與投資，也在社群的慣性因循之中，學者在自覺與不自覺間不免發生偏頗。

曾經有一種呼籲，甚至是「幻想」，認為科學家應該「價值中立」，諸多例證證明，科學家也是人，難逃「價值取向」。事實上，科學家的價值觀型塑著科學，唯一的解方是科學社群必須健全。科學社群以及相關的公共政策論述要有公開透明、相互批判檢驗的平台與氛圍，從中得到「好的共識」的前提是：參與者都想要學習，對真理有共同的愛好。這預設了參與討論的人不會為了個人利益而在知識上苟且或扭曲。

我們了然相關的科學方法、證據、價值和人性都真實存在，讓我們努力成為真誠且善良的科學家吧！在開放社會中達到共識，有這樣的胸襟與氣度，國人同胞也將能因知情且放心，重拾對科學的信任。廿世紀反集權的知名科學哲學家波普在其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認為，人類知識的增長過程是經過無數次的試錯而趨近，是一套「細緻社會工程」—科學工作者要按下火氣與調侃，勇於自我批判，不斷嘗試與偵錯，使科學在民主社會中成為正面力量！

讓我們建構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讓同胞重新對科學賦予信任，因為信任是一種社會資本，是文化的中堅力量。

（作者為台灣大學地質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