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豪／從律師節反思法律專業

九月九日律師節，雖然沒有被列為法定的節日或紀念日，但正副總統均有出席相關慶祝大會並發表演說，顯示這個專業的重要。然而，律師節是誰的節日？為什麼選擇這一天？在號稱法治國家的中華民國，律師除了慶祝之外，還該做些什麼？

首先，律師節怎麼來的？一九四八年，「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南京召開第一屆代表大會。在該會成立並通過章程後，為「紀念國父提倡法治、實施民主憲政」，以孫中山先生廣州起義的農曆日期九月九日，換成國曆訂為「律師節」。這象徵著在我國行憲之後，律師界對於憲政法治的高度期待與自我期許。轉眼間，這個節日已經有七十七年的歷史了。

行憲七十多年來，律師們的確為我國的法治打下重要基礎。而且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在各種訴訟與法治建設上，都有諸多律師參與的貢獻。然而，值得我們反省的是，律師（以及司法官與其他的法律工作者）在台灣民眾心目中的社會信任度依然不高。

另外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吾人往往只把狹義代表當事人進行訴訟的法律人才看成律師；卻沒有把眼光拉高，將所有「法律專業人士」放在一起。然而，這些法律專業人員，從學校的教育訓練開始，學的就是相同的法律學，職業的倫理與義務也相同，均同樣是英文的lawyers（法律人、律師）。這些「法律專業人士」之間，還經常互有心結，彼此對立，卻沒有看到大家的共同點─學的是法律，說的做的是法律，受到的局限也是法律。同樣要紀念國父廣州起義建立民國，為何只有狹義的律師，而不是所有服務「法治」的法律工作者一起紀念慶祝？

從另一個角度看，律師、檢察官、法官、法務等人，在社會大眾看來，往往也都當成一體。試想，如果社會大眾覺得檢察官辦案粗暴、偏頗，有政治傾向，那難道會認為（狹義的）律師們都很公正？大學法律教授可以放言批判司法界、律師界都是恐龍，然而國民一定也會懷疑「為什麼你們教出來的都是恐龍」？政府機關的法制人員雖然只在內部審閱資料或提供意見，但難道可以撰寫顯然違法的法律意見以順從上意？美國小布希政府時期的司法部，就曾因違反程序而做出「對恐怖分子凌虐取供並不違法」的法律意見書，引起軒然大波，撰寫的兩位官員也遭調查以確定其是否違反律師倫理─不只是公務員責任，也包括律師專業倫理。

法律專業人士，其實是命運共同體；國家「法治」的提升，是我們的使命、也是全體法律人的共業。有鑑於此，「律師節」可考慮與「司法節」合併，擴張成如美國「法律日」的節日，提醒全體法律專業人士，都要矢志維護法治、捍衛憲法；也向全國人民宣示「法治」在當代的重要。

當然，除了形式上的「節日整合」外，法律教育與所有法律職業也應全面整合。法律教育應以培養法律專業執業者為目標，並在這個基礎上設計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無論是訴訟律師、檢察官、法官、法務等，只要是法律專業人士，均屬律師，也都受法律倫理的規範─被除名或停職者，執業資格將受限制。法律專業人士的「多合一考試」研擬多年，之前討論得沸沸揚揚的「政府律師」也早該上路。律師節不該只有開心地「慶祝」，為了台灣的法治進步與法律人的專業形象，更深更廣的律師制度改革，期待著全體法律人共同努力。（作者為政大法律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