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幻象 「被消失」的低薪勞工

檢視主計總處數據，去年台灣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的經常性薪資占整體勞動報酬比重降至百分之六十五點一，創下近廿九年來的新低；反觀，獎金、加班費等非經常性薪資占比則是攀升至百分之廿一點二的歷史新高，顯示勞工薪資結構正經歷深層的去穩定化轉型。

對此，主管機關引用ＯＥＣＤ關於低於薪資中位數三分之二即屬低薪的定義，以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四萬一三九七元、推算出兩萬七五九八元的低薪門檻，並以現行最低工資兩萬九千五百元高於該門檻為由，得出「我國已無低薪勞工」的荒謬結論。

然而，若由年薪中位數五十八點五萬元視角切入，年薪低於卅九萬元者占比高達百分之十六點八，全台實質存在高達一二六萬名低薪勞工；同時，高達七成勞工經常性薪資低於平均數四萬八九八一元，暴露出極端高薪產業拉抬平均數的Ｍ型化現象，脫離基層民眾的現實生活體感。

要解開低薪困局的謎團，須探尋潛藏於數據背後的結構罪行。首先是偷換政治學的概念運用，政府將本應作為底線保障的最低工資，異化為判定無低薪的擋箭牌，在統計字面上消滅了低薪勞工，卻無視該工資水準早已無法維繫基本開銷；其次是結構性階級轉化，產業發展嚴重失衡，最低工資的調整非但未能發揮梯級效應，反而造成基層薪資趨同化，將愈來愈多勞工的薪資釘死在最低工資線上。

此外，經常性月薪占比下降，迫使勞工依賴不確定的年終與績效分紅，引發預防性消費心理，進一步抑制內需市場。再則，行政機關在收集與呈現薪資數據時，預先設定了特定的統計算法，以名為「客觀統計」的方式，在制度上抹去了百萬低薪勞工的苦難。

要破除低薪與不均社會的魔咒，須興起一場經濟安全新典範的制度革命。

第一，重構低薪評估指標，導入在地化的基本生活工資指標，由主計總處定期公布實質生活工資差距作為薪資政策依據；第二，遏止經常性薪資壓低，透過修改稅法對高分紅、但低經常性薪資的企業，課徵薪資結構扭曲稅或限制租稅優惠，防止企業將勞動報酬過度轉移至非經常性獎金。

第三，推動非典型勞動者經濟安全保障專法，強制按時數比例給予特休、團保與退繳提撥，建立兼職與外送等非典型就業的集體談判和薪資底線；第四，實施企業薪資透明化法案，規定上市櫃公司必須公開產業中位數與內部最高、最低薪資倍數差距；第五，打破單位限制讓非典勞工的退撫提撥、保險與資歷能跨平台累積共計，並結合負所得稅概念，針對年薪低於卅九萬元的勞工提供漸進式租稅補貼。

統計數據不該是科層組織用來塗脂抹粉的官僚工具，而是反映庶民哀樂的鏡子。當我們沉溺於統計幻象時，那一二六萬名年薪不到卅九萬元的勞工，正默默在萬物齊漲的冷酷現實中艱難喘息。經濟成長若不能轉化為基層勞工的尊嚴與安全，這種成長便是虛妄且不道德的；唯有揭開這種密室的「指標遊戲」，我們才能為每一位揮汗勞動的基層人民，撐起一把遮風避雨的尊嚴之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