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特權」只長在一邊
近期,台北市長蔣萬安之子赴美交換學生的爭議延燒,綠營側翼迅速將單一事件拉抬成「國民黨威權遺緒」、「外省權貴世家」的集體控訴。政治人物家屬涉入公共討論或檢視本無可迴避,但值得社會冷靜看待的卻是,台灣政治場域中「特權」一詞的使用,長期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
回顧不遠的過去,綠營陣營同樣不乏類似爭議。多年前陳水扁之子陳致中涉入軍法官爭議,未曾被上綱為「民進黨世家特權」;近期蘇貞昌之女涉及標案爭議,亦多被視為個案;綠能產業與特定媒體間長年為人詬病的「綠友友」現象,也始終未能凝聚成撼動「門閥敘事」的輿論風暴。
這反映了台灣政治論述場域中一套根深柢固的標籤結構:國民黨長期都被建構為「威權遺緒的繼承者」,凡遇類似爭議,幾乎自動歸入既有框架。而民進黨做為「本土與民主化的代表」,遇到同類爭議卻可詮釋為個別人物的操守問題,而非體制性壟斷。
這套雙重標準,是卅餘年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產物,而非一時的媒體偏頗能解釋。國民黨若僅歸咎於「社會不公」,對扭轉標籤幾乎毫無助益,甚至可能強化「只會喊冤、不願反省」的印象。該追究的是,為何卅年來,藍營始終未能解構這個標籤?答案或許在於,藍營長期將論述工作視為「應付」選舉的任務,每待爭議一過能量即迅速消散,未能積澱為系統性的論述資產。反之,民進黨在相關議題上的論述工程,則是跨越周期,並透過動員庶民、知識界及「公民社會」,長期累積至根深蒂固。
要擺脫這種處境,國民黨需要的是長期論述工程,而非應付式的唇槍舌戰。首先,應建立獨立於選舉周期的理論研究機制,除了平時系統性發布政策研究,更要深耕於理論建構。其次,主動發展轉型與制度改革軌跡的論述,以理論累積取代膚淺的口號。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面對己方爭議,須展現一致的自我課責態度,唯有立場一貫,批評對手的兩套標準時才具說服力。
蔣萬安之子赴美交換生的爭議,終將隨新聞周期淡出;但若國民黨每次都只是被動應戰、事後喊冤,類似戲碼只會一再重演,「威權遺緒」的標籤也只會持續加深。論述陣地的攻防不是由單一戰役定輸贏,靠的是日積月累的耕耘。與其坐等下次爭議爆發才臨陣磨槍,國民黨何時才要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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