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被迫「理科偏食」 埋社會隱憂

在台灣的高中校園裡，高二的班群選擇往往不是一場關於自我興趣的探索，更像是一場殘酷的生存選擇。身為一名轉學至台灣求學的高中生，我時常在課堂上的分組討論中，驚豔於同學們對公共議題的敏銳度和關懷。然當面臨文、理選組的十字路口時，那些在課堂上為死刑存廢、轉型正義而侃侃而談的同學，最終多半在父母的勸說，亦或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下，默默填下了理工類組。

在如今的校園氣氛裡，似乎只有考上「台成清交理工科」才是走向成功的單行道；文法商等社會科學，則在無形中被貼上「低薪」、「為自然組打工」的標籤。這種校園裡的「理科偏食症」，正是台灣產業結構「雙峰化」的真實縮影。當全台灣社會的資源和媒體焦點，都在關注一場史無前例的「ＡＩ革新」時，敏銳的年輕人早已經看透現實。

科技菁英與一般服務業、行政人員的薪資，存在了一條難以跨越的巨大鴻溝。當科技業工程師領著數百萬的分紅獎金，而多數文科背景的行政專員卻只能拿著中位數邊緣的薪資時，我們又怎能苛責高中生選組變得如此「現實」？學生們的集體焦慮，不過是國家經濟結構偏食的必然結果。

然而，這正是我對台灣社會未來最深層的擔憂：如果全台灣最聰明、最優秀的腦袋，全都去設計晶片、寫程式碼了，那未來誰來設計我們的社會制度？科技的本質是創造極致的效率和財富，但如何將ＡＩ與半導體帶來的巨大資本，公平地分給全體公民，避免財富過度集中與房地產無量上漲？如何防止演算法與短影音加劇社會的同溫層撕裂，甚至默默侵蝕得來不易的民主根基？

這些問題，沒有任何一段程式碼可以給出標準答案。若是想打破財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當代「恩格斯停滯」，靠的從不會是科技產業自然外溢到公民收入，而是需要政治學思考權力如何受到制衡，需要經濟學分析資源如何分配、需要社會學理解不平等如何形成，也需要法律與公共政策建立能夠回應新時代問題的制度，因此人文社會科學，從來不是科技發展的對立面。

成熟的科技社會，不應該只有「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快」的答案，也必須有人不斷追問「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及「這樣做對誰更有利」？一個健康的「民主實驗室」，不僅需要最先進的晶片來做為經濟引擎，更需要強大的人文社會底蘊做為導航。若放任高中校園的人文社科持續被邊緣化，讓年輕世代在「追求溫飽」與「關懷社會」之間被無情撕裂，未來的台灣，失去的將不止是幾個文科學生，而是能理解社會、改善制度、守護公共價值的人才。

台灣當然需要更多優秀的工程師、科學家與科技人才；但同樣地，我們也需要政治學者、經濟學家、法律人、社會學家、公共政策工作者，以及願意理解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年輕人。

「護國神山」可以讓台灣站上全球科技產業的高地，但決定台灣能走多遠的不只是晶片，也包括我們如何設計制度、分配財富及理解彼此。站在科技浪潮之巔的台灣，或許更應該問自己：除了護國神山之外，我們還需要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