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紅利 應給最需要的人

去年十月賴政府以特別條例、舉債方式普發一萬元；到了今天，同樣普發一萬元卻有了完全不同的說法；不是「債政」，而是「ＡＩ紅利全民共享」。一年之間，發錢金額沒有改變，政策語言卻變了，這個轉變值得社會認真思考。

賴總統宣布，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將在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的前提下，增列二三五七億元，規畫全民普發現金每人一萬元。理由是台灣受惠於半導體、資通訊及製造供應鏈優勢，經濟成長大幅上修，全年經濟成長率預估達百分之十一點○五，歲入也上修至三兆九二六六億元，因此要讓「ＡＩ紅利全民共享」，去年與今年的財政邏輯大不同。

若這項政策真建立在新增稅收與經濟成長之上，那麼今年的一萬元，當然不能再用去年的「舉債普發」來看待。經濟成長帶來企業獲利、所得與稅收增加，政府在歲入增加、沒有增加實質債務的情況下，把部分財政成果返還人民，在財政經濟學上並非沒有道理。問題是這次增加的歲入，究竟有多少來自ＡＩ帶動的新增生產力，又有多少只是整體景氣與其他產業成長的結果？這筆帳，政府有必要說清楚。

ＡＩ不會直接把錢放進國庫，真正進入政府財政的是企業與人民經濟活動所產生的稅收；因此所謂「ＡＩ紅利」，應該是ＡＩ帶動生產力、投資、出口、所得與企業獲利後，最後反映在公共財政上的成果。既然如此，政府就不能只用「ＡＩ紅利」四個字概括，而應讓民眾知道紅利從何而來、如何計算、為何恰好是每人一萬元？又應該如何分配，才符合公平正義？

羅爾斯的《正義論》正指出了今天我們面對「ＡＩ紅利分配」該如何思考，他關注最弱勢者的處境，提出「差別原則」，主張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安排，要使最弱勢者獲得最大的利益。一萬元如果真是全民共享的ＡＩ紅利，那就不應只是一次現金分配，而應反思ＡＩ創造的生產力與財富，如何長期轉化為全民共享的成果。

這也讓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在ＡＩ時代有了新的意義。梁惠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提醒統治者不能只從「如何增加國家利益」出發，若上至國王、下至人民都只問自己的利益，最後就會「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依據康德的「普遍原則」，若「ＡＩ紅利全民共享」是正當原則，那它就不能只適用於今天普發一萬元。未來ＡＩ帶來的生產力增加、產業利潤與稅收成長，應有穩定、透明、可持續的全民共享機制；普發一萬元不該只是一次現金分配。

賴總統宣布普發一萬元，究竟是分配一次性的財政餘裕，還是建立新的全民共享制度？去年普發一萬元現金爭論的是「債政」；今天問題已前進了一步，若去年是債政，為何今年變成ＡＩ紅利？尤其，即使真的是ＡＩ紅利，全民共享也不應只是人人均等，應該讓社會上最弱勢、最需要資助的人，得到最大的生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