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刑公投法律難題 交全民決定

立法院通過交通罰鍰專用、鞭刑、重啟核電三項公投案，其中以鞭刑要過關、甚至立法，實存有諸多障礙。

鞭刑首先要面臨者，即是適用的犯罪類型該包括哪些？這必然會以大眾所關心的詐欺、凌虐兒童、毒駕、性侵等犯罪為優先。但若真要達成嚇阻效果，就應針對惡性重大犯罪，就不可能僅限於這些類型。

尤其貪汙、重大經濟犯罪等，若未列入，總難免讓人有刑不上大夫、權貴之疑。

就算撇開適用的範圍不談，鞭刑到底是採強制適用、抑或由法官裁量？因若是根據個案宣告，就可能會出現相類似案件，卻因法官不同而產生鞭刑適用與否的差異，致使嚇阻效果大打折扣。

何況我國在二○○九年已將聯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轉為國內法，根據公約第七條，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也就是說，就算鞭刑入刑法，但在此等公約的明文禁止下，法官會否冒著枉法裁判風險來宣告鞭刑？

就算有法官宣告鞭刑，但能否達到執行的公平性，肯定又是麻煩。鞭刑很易帶來生理與心理的後遺症，這無疑是對同一犯行的雙重處罰，且若執法造成重傷、甚或死亡，除了國家賠償外，是否也要對執行者、甚至判決的法官究責？

中選會能否以有違憲、違反人權公約之虞，來否定立法院所通過的公投案，又會引發另一波風暴。目前公投法，並無賦予中選會實質審查權；因此中選會實不宜捲入此等爭執，應讓全民關注的鞭刑案，透過充分的資訊揭露、各方意見的表達與公開理性的辯論，最終由全民來決定，才能真正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

總之，鞭刑、甚至是死刑存廢等議題，都反映人民對遏止犯罪的渴望。惟於此時，更該思考一個核心問題：重刑，只是嚇阻犯罪之一環，而非全部；畢竟，最好的社會政策，才是最佳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