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觀點／高希均教授最後放不下的

「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從來不會退休」，媒體界備受敬重的大老張作錦先生（作老）曾經如此說，他說的那個人就是高希均教授。

不會退休，直到不起。

高教授一直工作到90歲，是真真實實在工作，不是只是去辦公室走動，而且同仁都感受到他愈來愈有急迫感。

他教學、出版的目的都是為了「傳播進步的觀念」給國人，50年來「天下文化」出版的書籍之多，若一本本堆起來，已是近兩千座101大樓高了。

他唯恐台灣學習的新知不夠，也頻邀世界重量級名家來台，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佛里曼多次受邀，情之所至脫口而出：「除了美國之外，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台灣。」

高教授6月才剛出版回憶錄，以淺白的文字敘述自小清貧的他從「一無所有」到「一無所懼」的人生，希望能激勵、啟發「新台灣人」，希望他們「和平幸福」。

他太活躍了，腦袋、筆桿沒有停過，即使周末，仍約人到「人文空間」咖啡廳餐敘開會，作老常說：「人文空間是天下文化的靈魂，多少重要作者、好書就是在這樣一個簡樸的咖啡廳談定的。」

90歲，他仍是「遠見．天下文化集團」最重要的大腦、發電機，而且仍是重要的一支筆，不斷說「政治不正確」的話。他終於「退休」了，我相信他不想退休，他怎麼能退休呢？「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說了快50年了，我們白吃的大餐愈來愈多，政府把錢以各種名目塞進個人口袋，而具有戰略眼光的重大建設何在？「大學學費應該合理調漲」，長期低學費已使我們的大學留不住、請不到世界級的教授，也不能有最新的設備、尖端的研究，我們每年愈來愈多頂尖高中生直接放棄在台灣升學，到海外深造。人才走了，就很難回來了。

這些都是他在戒嚴時代「政治不正確」的話，現在依然「政治不正確」，而他半世紀前預警的「錯誤的政策比貪汙還可怕」，早就已經「落實」在各個領域，而官員叫不醒，人民似乎也不以為意。

高希均教授一生得獎無數，他很少提及，在2024年4月天，友人為他慶賀88歲米壽時，他回首平生，只謙虛地說「我對得起爸爸。」

高爸爸是聯勤少校，為了讓兒子出國讀書，匆忙退休，但拿到的退休金18000元還不夠替他買一張單程美國機票。高爸爸如此竭盡所能，對唯一的兒子只有一個素樸的願望：「做一個教育工作者」。

高爸爸傾盡所有，並非希望兒子榮華富貴，而是希望他做一個「體面」的讀書人、教書人。高教授解釋「體面」兩字：「就是有學問，有原則。」

「讀書人不能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判斷。讀書人要有明辨是非、擇善固執的勇氣」，這是高爸爸給他的500多封家書上的一段話，期勉自己的獨子以智慧、人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成己、成人，這就是教育事業。

他從美國教職退休回台灣，創辦第一份專業經濟雜誌《天下》，繼之又創辦遠見、天下文化出版事業，就是為了擴大「教育」領域。

高教授過世的消息，從6日晚上傳開，社群裡面許多不認識他的人都充滿深深悼念，這些人是他的讀者及自小受他出版的書啟迪的人。

他讀書、教書、寫書、出版書，他的名言是「閱讀救自己」，「讀一流書，做一流人」，他期許的「一流」非關富貴，他的終極關懷是國家。

高教授出生在戰亂，他說自己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他們家剛好在3個月前搬離南京。也許就因是「倖存者」，讓他滿懷使命，先天下之憂而憂。

在台灣仍是廢墟、國家貧困的年代，他最小的妹妹因實在養不起，從眷村家庭出養給他人。他老時找到那個妹妹，特別辦了一桌宴席請至親好友相聚，慎重地跟大家介紹這個回到他們生命裡的小妹，他哭了。

這些傷痛來自戰爭，戰爭帶來貧窮，多少人骨肉手足天倫被重創，難以彌補。

「我來自眷村，我的動力就是來自清寒，來自奮鬥，來自志氣」，這個在南港眷村長大的子弟，知道不要怕匱乏，不要怕眼前的問題，要勤。

他因為小時清寒，特別對人有同情心、同理心，尤其知道何時應該伸出關鍵的手。他常以一己之力支持年輕人，也常以一己為例勉勵身在困境的年輕人，他不是只是給對方一筆錢，他是拉拔了一個年輕人的生命。「學習是征服貧窮的起步，學習是自尊自強的名片」。

高希均個人一無所懼，但是，幾年前他開始要吃抗焦慮的藥。

大家都知道他最關心兩岸問題，他有一陣子在送人的書上貼上一張卡片，卡片是他寫的字箋：「化敵為友，一生無憂。兩岸交流，天長地久」，寫於「106年國慶日」。今年是民國115年，還有兩個月又是中華民國國家生日，我們能不能夠年年久久？

他怎麼能不焦慮？他受益於當年慷慨、開放的美國，三個大學同時給他這個貧困小子全額獎學金，他去了美國，打開了他的世界。他立刻把新世界帶回戒嚴的台灣，也不斷催促閉鎖的母國自由、開放。他同時關心大陸，1989年北京社科院第一台傳真機是他送的。

「南京、蘇州、上海、台北、威斯康辛，都是我的家」，他曾經跟我這樣說，這些都是他住過很久的地方。

中國大陸、台灣、美國，這三個原本是他深愛與感恩的地方，這幾年因為彼此錯綜複雜的合縱連橫關係，愈來愈緊繃，而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對峙、拉扯，讓本來和平已久的台灣在半推半就的狀態下成為一顆棋子，變成國際媒體形容的「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他用筆大聲疾呼：「親美不反中；和中不反美。」但是，聲音如進黑洞。

他出身戰亂，特別推崇和平，「沒有和平，一切空談」。他曾經在文章中引用美國艾森豪將軍當總統時的一段話來說明「和平紅利」多麼重要：

「每一支製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高教授走了，我忍不住想到他的第一個伯樂尹仲容先生。尹先生出版他的第一本書。國難當頭，尹先生一個人當三個人用，他是為台灣累死的，他的好友說他「忙得想不到死」。高教授也是一個人當三個人用，充滿活力，沒有人會想到他竟匆匆走了，我相信他本人也沒想到，他應該也是「忙得想不到死」。

他一定是放不下的。

他最後關切的仍是希望我們「和平幸福」：

和平，不是選項，是唯一的道路；

幸福，不是期望，是共同的責任。

我們會不會和平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