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併中研院 藏富於學界

最近中研院召開年會並選出新科院士。在尊崇這些院士的同時，對於台灣是否仍需要一個獨立於大學之外的大型研究機構，我一直有不同看法。台大醫學院教授陳培哲曾多次主張，中研院是威權時代產物，應予廢除；我過去也多次主張整併中研院，但理由並不同。

中研院創設之初，主要是為了彌補當時大學研究能量不足，建立國家層級的專責研究機構。作為中華民國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經費直屬總統府，故研究人員得以免於一般大學經費緊縮之困境，並在資源與補助競爭上具備制度性優勢。

然而，隨高等教育日趨成熟，中研院與大學在研究功能上重疊愈來愈明顯。許多研究計畫仍需依賴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參與，而台灣教育資源有限，是否仍有必要維持兩套平行的研究體系？這正是我主張調整，甚至整併中研院的主要理由。

中國大陸近年來科研實力快速崛起。年初紐時引述「萊頓排名」，全球前十名大學中有八所來自中國，其中浙江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分居前兩名，哈佛大學則排名第三。萊頓排名主要依據科學研究成果與論文影響力評比，是一個純「科研指標」的排名，更能反映科研實力。值得注意的是，兩千年初期，美國仍有七所大學名列前十，中國僅浙江大學擠進前廿五。中國大學快速崛起，關鍵在於國家戰略性的長期投入，以及大學與企業深度合作，形成資金、人才與研發相互循環的創新體系。再看看香港，僅七五○萬人口，卻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等多所世界百大名校，高等教育競爭力居亞洲前列。這些案例顯示，科研競爭力的提升，關鍵不在於是否另設獨立研究機構，而在於是否能將有限資源集中投入大學，形成教學、研究與產業相互支撐的體系。

反觀台灣，高等教育資源相對有限。以台大為例，年度預算僅約二百多億元，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歐美頂尖名校有相當差距。在此情況下，中研院除了擁有獨立預算，也參與各部會研究計畫競爭，客觀上壓縮了大學可取得的研究資源。對同時肩負教學、研究與人才培育責任的大學而言，難免產生資源配置失衡的問題。

我認為應保留院士制度的榮譽性、崇高性與對國家的諮詢功能，但將研究能量逐步回歸大學體系，真正做到「藏富於學界」。如此每年可為高教體系挹注可觀研究經費，也能讓優秀研究人才分散至各校，帶動整體研究與教學品質。此模式也更接近美國經驗：即院士多為大學或企業成員，他們以榮譽職身分參與學術諮詢與政策建言，不另外設獨立於大學外的龐大研究機構。

更重要的是，台灣目前已同時面臨人才「量」與「質」的雙重挑戰。少子化使高階人才供給逐年減少，而教改後高中ＳＴＥＭ課程時數縮減，影響理工人才養成，長期將衝擊半導體、ＡＩ、生技、資通訊及能源等關鍵產業。因此人才培育不只是教育議題，而是攸關國家未來發展的國安問題，需加倍重視。

有限資源下，台灣應集中力量發展大學體系，讓研究、教學與人才培育回歸同一制度，不僅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也強化大學作為知識創新與人才培育核心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讓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維持台灣的科研實力與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