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績工程比海洋治理重要？

今年聯合國「世界海洋日」的主題為「新想像：超越已知世界，與海洋建立新關係」，聯合國期許各國應主動地來保護我們疏離已久的海洋母親。而剛生效不久的《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洋生物多樣性協定》（ＢＢＮＪ），更是建立新關係的重要基石。

ＢＢＮＪ認定「海洋基因資源」（MGRs）為全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各國若欲至公海採集生物之「數位序列資訊」（ＤＳＩ），不論在採集前後或商業化階段，皆須向聯合國「清算所機制」通報登錄；未來利用MGRs開發新藥、保養品等生技產品，獲利國亦須將部分利潤、技術與科學數據分享給發展中國家。要達成協定中的這些要求，意味著我國的海洋研究必須超越既有迷思與盲點。

從海委會的預算來看，除國際處編有一五○萬的ＢＢＮＪ委託研究案外，其下的國家海洋研究院在「海洋生物基因定序」、「深海生態系ＤＳＩ大數據庫建置」等軟體上，預算編列卻是零，這代表國海院對ＢＢＮＪ缺乏回應性。但令人更扼腕地，該院卻將珍貴資源投入於無關科學研究的政績工程。

「海洋生態及保育研究中心」與「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難道不應編列預算發展生物資訊學，以建立可與聯合國對接的ＤＳＩ數據平台，讓研究機構或台灣生技廠商在使用公海的ＤＳＩ後，可依ＢＢＮＪ規定申報？「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難道不應深研ＢＢＮＪ法規與「清算所機制」，以利數據平台與法律對接？這些都是國家級智庫責無旁貸之事。

若國家級的海洋研究機構不思超越目前盲點，卻持續在政績工程中虛耗資源，終將成為台灣海洋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一頁。一個不回歸研究本位的研究機構，一如海洋不再潔淨，地球也將失去那一抹深邃的湛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