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之死監督責任 刑不上高位 更讓人不平

因剴剴案而遭檢察官以過失致死罪與偽造文書罪起訴的社工陳尚潔，經台北地院判決過失致死有罪，並判處兩年有期徒刑，偽造文書則為無罪。此判決一出，社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即發聲明，認為機構責任不應轉嫁給社工承擔。只是此次判決，真屬體制問題，而由個人來承擔嗎？

就剴剴案，社工是否要負過失致死罪，因是屬於不作為犯，其成罪前提就在於有無保證人地位，即作為義務存在。只是關於保證人地位，立法者不可根據每個行業為具體規定，勢必得由司法者在具體個案為判斷。也因此，有否保證人地位，可能是依據法令、契約，甚至是從法律精神來推斷。

兒福聯盟受政府委託為兒童的家外安置，乃屬於特殊職務法人機構，其再委託保母照顧，就因此承擔監督與保護義務。只是法人並非實體存在，自得指派其下社工來為落實此等義務。故於剴剴案，負責監督保母之社工，就因此具有保證人地位，並因此有防免剴剴死亡之積極作為義務；若因未盡訪視與督導之責，致未能儘早察覺異樣與通報而生悲劇，自得負起過失不作為致人於死之罪責，此似無太大疑義。

惟有疑的是，就剴剴之死，是否僅有社工具有保證人之作為義務，身為兒福聯盟的高層，甚或主管機關，難道能一概撇開監督之責？由於檢察官僅起訴社工一人，基於不告不理，自無法得知司法者對此問題之態度與看法。

再來，在社工並無公權力下，到底訪視寄養家庭要到何等程度，才算盡到作為義務，這本身也會是個很大問題。就算查有社工未盡注意與作為之義務，但因兒童之死乃來自於保母凌虐所致，且兩位保母亦已被判處無期徒刑與十八年有期徒刑，則社工的不作為與死亡之因果關係，恐會有所爭執。

若社工就算盡到作為義務，但結果仍會發生，因果關係就會因此斷裂，則在刑法對過失僅限結果犯之處罰及基於罪疑惟輕下，社工的不作為，就屬不罰的過失未遂。惟第一審判決認為，只要被告盡到積極的作為義務，就有極大可能避免剴剴的死亡結果，故不作為與死亡之間，仍存有相當因果關係。只是這個所謂極大可能，到底是主觀臆測、抑或是有科學實證，實都有待商榷，恐會成為第二審的攻防重點。

故對社工涉及過失致死的刑事究責，要說是將機構問題轉嫁給個人承擔，或許是太過簡化之說法，畢竟，司法者僅能針對檢察官起訴的案件為審判，這本質上就有見樹不見林之局限性。惟從此案的判決，實不得不讓人思考，對於兒童之死，不該全推給人力吃緊的社工一人來承擔，負有監督義務的兒福聯盟及主管機關，恐更該被究責。只是在刑法，並不承認過失型態的共犯，更否定法人及政府機構可為犯罪主體下，若要對法人負責人或主管官員為刑事訴追，肯定更加困難，這就不免落入刑不上高位之窠臼，致讓人感到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