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觀點／從印度移工爭議看政府失職

印度移工政策再度引發社會高度關注。雖然勞動部長洪申翰鬆口表示，引進與否有兩個前提，包含企業端對印度移工的需求，以及印方執行方案能否符合我方的要求，但真能有效「滅火」？

依立委徐巧芯所揭示之時間軸，台印勞工合作備忘錄（ＭＯＵ）早於二○二四年二月即由行政部門簽署，其後始送立法院備查，引發「先斬後奏」之質疑。此一備查不是依照條約締結法規定之事前審查程序安排，不僅涉及國會監督是否落實，更反映賴政府在重大勞動政策上已偏離憲政分際。

然若僅將此爭議停留於程序層次，則不足以掌握移工仲介問題全貌。九日在立法院的質詢場上，綠委林淑芬一句：「韓國做得到百分之百國對國直聘，為什麼台灣做不到？」這一質問直指制度核心，也凸顯我國移工政策長期未解的結構性問題。

印度移工議題爭議之所以迅速擴大，關鍵不在於來源國印度，而在於既有移工制度長期錯亂失序。現行制度高度依賴私人仲介體系，移工往往在來源國即需支付高額仲介費，形成沉重債務負擔，進而限制其就業選擇與人身自由。此種以債務為前提的勞動關係，已與國際社會警示之「債務束縛勞動」高度接近。

在此不良制度下，勞動部提出、行政院近期通過的「就業服務法修正草案」，僅明定雇主不得保管護照與身分證件；此雖符合國際最低標準，卻屬末端改良措施。證件遭扣留從來不是問題起點，而是債務壓力與制度依附的結果；若未觸及仲介費用與聘僱機制之核心，相關修法恐治絲益棼。由於移工直聘比率僅有百分之二點七，不僅讓移工持續因仲介制度而深陷債務束縛，更讓全台聘用移工的九成中小企業無力負擔「買工費」。

南韓以國家主導之雇傭許可制（ＥＰＳ），實現完全的國對國直聘，其成功關鍵在於政府直接承擔媒合、管理及監督責任，徹底排除仲介剝削空間。反觀我國雖設直聘中心，卻因行政支援不足、程序繁瑣，使雇主難以實際運用，最終仍回流私人仲介剝削體系。

更值得關注的是勞動部對移工仲介改革時程之掌握，洪申翰原提出「三個月檢討、今年內改善」回應，在國際供應鏈已高度重視強迫勞動風險之當下，顯然與現實需求存在嚴重落差。歐盟相關規範已逐步將勞動條件與市場准入連結，我國若仍以緩步檢討因應，恐將使企業與勞工同時承受國際勞權規範風險。

行政程序法更明文揭示行政機關對人民權益、公共利益之合義務性裁量與即時保障。若行政機關對已明確存在之制度性問題長期延宕處理，甚至以程序性檢討取代實質改革，即涉及行政裁量怠惰之法律責任。更可怕的是，移工仲介制度失序，已日漸顯現外溢效應；據勞動部統計，我國失聯外勞人數至今年一月已累計高達九萬人。失聯移工人數大增，部分遭地下經濟或犯罪利用；更有失聯的外勞犯罪個案，於刑事程序未終結前即遭遣返，導致司法審判結果難以執行，導致「行政失能在先、司法審判落空」。

移工仲介制度改革並不困難，諸如逐步建立國對國直聘制度、取消仲介依賴、落實移工合理費用分擔機制；強化勞動、移民、司法體系之銜接協作；並透過資訊與金融監理，防堵制度遭不當利用。當移工以負債換取工作機會，企業須承受不確定的外銷成本，失聯移工的治安風險又日益擴大時，影響的不僅是個別移工權益，更嚴重損害社會與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