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訴文化成常態 讓教育品質崩解

近年來，台灣教育現場，出現教師離職潮與師資短缺問題，外界多半將原因歸咎於薪資待遇、年金改革或管教權限縮等制度性因素。然而，身處第一線的教師心中更清楚，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往往不是制度，而是來自學生與家長的「濫訴文化」。

教師這份工作，本應建立在信任與專業之上，但如今這份信任正逐漸崩解。日前筆者在批改數學考卷時，發現一位平時成績約落在六十至八十分的學生，該次考試拿到九十多分，且整份試卷幾乎沒有計算過程；私下找該生了解情況，學生表示原本有寫計算過程「但已擦除」。這樣的說法，與他平日的作答習慣有所落差；當場請他重寫部分題目的計算過程，他卻寫得支離破碎。

在那一刻，筆者其實可進一步追究，甚至依規定處理；但考量該生平時表現不差，我選擇相信他，並提醒以後不要擦除計算過程，以免造成誤會。這樣處理既保留學生尊嚴，也維持教育的溫度。然而幾天後，筆者卻收到家長投訴；學生向家長轉述為「老師認定學生作弊」，並且在課堂上「故意針對他」，一段本意為關心與提醒的對話，竟被扭曲成指控與羞辱。

這正是當前教育現場最令人心寒之處，一次善意的對話卻可能轉化為惡意的指控；且申訴門檻極低，一封信、一通電話，便能讓教師陷入冗長的調查與說明之中。當一位教師開始害怕「多問一句會不會被投訴？」「多管一點會不會出事？」教育就已失去原本該有的樣貌。教師不再敢要求、不再敢糾正學生，甚至選擇冷處理只求自保；長此以往，受傷的絕不只是教師，而是整體教育品質。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問題─當投訴成為常態，教育還能建立在信任之上嗎？當愈來愈多教師選擇離開校園，我們不能只問「為什麼留不住人」，更應該反思「我們是否正讓願意留下來的人也逐漸心寒？」那一天與學生的對話早已結束，被誤解的那一刻，卻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仍在滲血的傷口。這樣的傷不只屬於我，而是許多苦撐的教師們共同的無聲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