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母職成為隱形的薪資懲罰

台北市自三月一日開始試辦「育兒減少工時計畫」，允許撫育十二歲以下子女之家長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企業不減薪，並由政府補助雇主八成薪資，最高每人每月一萬五千元。這項措施被視為優於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育兒友善政策。

凌晨四點，在孩子熟睡後，我查閱資料、填寫申請文件，並將資訊轉給公司人資。程序並不困難，但這樣的權益，往往需要當事人主動研究和爭取。這正是育兒與工作的現實樣貌—時間永遠不夠，而制度多半被動存在。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二○二三年統計，台灣整體性別薪資差距約為一成四至一成六之間；若進一步觀察已婚且育有子女之女性，其薪資與升遷機會的落差更為明顯。

多項國內外研究指出，女性在成為母親後，平均薪資增幅會顯著放緩，甚至出現停滯現象，這被稱為「母職薪資懲罰」。

相較之下，男性在成為父親後，薪資與職涯評價往往不降反升，形成所謂的「父職紅利」。這並非能力差異，而是制度與文化預設—誰會因育兒請假、誰會調整工時、誰會被認為工作投入度下降。

在高度工時文化下，時間本身就是競爭資本。當一位母親選擇每日少工作一小時，她付出的不只是六十分鐘，而是可能的升遷機會、關鍵專案參與度及職涯能見度。這種「時間懲罰」並未寫在法條中，卻真實存在於評價體系裡；因此，北市此次推出的補助政策，意義並不僅在於金額，而在於制度首次明確承認「育兒需要時間」，而時間不該完全由個人承擔成本。

台灣正在面臨少子化的壓力，二○二三年總生育率僅約○點八七，創下歷史新低。當社會一方面在焦慮人口結構、一方面卻默許母職帶來的職涯風險，這種矛盾無助於解決問題。

有人會說，生育是個人選擇。然而，在少子化危機下，生育已成為「公共責任」，其成本便不應完全由私人承擔。育兒減少工時政策或許只是小規模試辦，它卻提供了一個方向—將部分時間成本公共化，讓父母不必在工作與孩子之間作零和選擇。

即使最終未能成為政策的實際受惠者，我仍願意為制度向前的一小步發聲；因為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工時計算方式，而是對母職價值的理解。在少子化與高工時並存的時代，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鼓勵生育的口號，而是一個讓有心育兒的人父人母們，得以安心工作的制度設計；畢竟，少子化危機影響的是整個社會之存續，沒有人能完全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