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判決終歸司法秀？

昨天美國川普總統發表其第二任期的國情咨文演說。在這場史上最長的國情咨文中，他誓言將提出「比以前更強而有力的解方途徑」，持續推動關稅政策。就在上周，美國最高法院才判決川普向全球發動的關稅戰違法，這讓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儘管最高法院裡有三名大法官是川普提名，但仍有其中的兩名大法官秉持了法律的良心，這說明美國的民主制度還未完全失靈，但美國法律的低效性和滯後性也顯而易見，毋庸置疑。

從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先後裁定川普違法，再到川普上訴到最高法院，直至最高法院最終裁定川普違法屬實，距川普發動關稅戰已將近一年，這期間有多少國家或地區被薅了羊毛？起碼台灣被薅羊毛早成定局。何況，美國行政當局和法律的博弈還遠未結束。川普令美國司法「神仙打架」，關稅戰的司法依據已被他迅速切換為第一二二條款、第二三二條款、第二○一及三○一條款，以及一九三○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第三三八條款，也是其備用的繼續「抗法逆行」工具。依據這些律條，他照樣可向全世界加徵百分之十五的關稅，繼續肆虐一百五十天。且還有很多國家或地區，已表示就按原來和川普談好的關稅條件繼續執行。

而美國最高法院並非執行機構，後期落實判決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如川普政府需將已收到的違法稅款退回，但如何退、退給誰，並不好操作，可能扯上個三、五年（川普公開表示退款官司可能要打五年）。這期間，川普政府照樣可上下其手，將「有限政府」的憲政原則扭曲成政府的非法擴權，為所欲為。故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儘管對川普的胡作非為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擊，但未必會有太多實質性結果；無論是給美式民主唱讚歌、還是給川普錯誤政策唱挽歌，都還為時過早。

民主制度的設計初衷，是權力須防止過度集中而分權，且所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能夠有效地互相制約制衡，以免任何一方濫權成為惡法暴政。但如同再好的價值觀也是要有合適的人詮釋、踐行一樣，再好的制度也要看由什麼人來操作。美國和台灣的例子，都說明只要有人想操作，民主制度也是照樣可能被人為地扭曲變形的，甚至淪為學者所說的「竊國政治」。一旦被扭曲、變形乃至出現竊國政治，朝野政治極化、社會撕裂和當政者公權私化就成為現實的必然。

此外，對美式民主的評價，除了本次最高法的判決外，還應有其他多元之參照。如臭名昭著的艾普斯坦案，其案情之惡劣，完全突破了人類道德倫理底線，還涉及西方世界多個重量級菁英人物。但案件之真相至今仍雲遮霧障，令人狐疑，而案件的關鍵人物艾普斯坦又莫名死在了監獄，更令人遐想無窮。是不是艾普斯坦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他必須死？又令人不免想起司法和黑道是否有勾連而不寒而慄—這才是最令全世界震撼的典型美國案例。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難以落實和艾普斯坦案的撲朔迷離，都是美國具標誌性意義的案例。也許將其互為觀照襯比，才更接近美國司法的真實，看到一個真正的美國。

（作者為西安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