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除心魔 請5大法官毋忘初衷

司法院五名大法官，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及年一月二日兩度未達憲法訴訟法所規定的可決人數門檻，逕行「公布」不成立的判決後，又於二月六日「依權畫葫蘆」，針對全民健康保險法補充保費罰鍰之規定判決違憲。

原以為他們對憲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之「授權立法」（即憲法委託）視而不見；後來看他們的意見書居然是：「憲法施行已八十年，時空環境完全不同於立憲當時，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功成身退』，立法院不能再立法限制或拘束大法官行使憲法解釋權。」，這才恍然大悟。

豈不知，我國憲法除了增修條文以外，施行都已超過八十年（美國憲法更已生效二三七年）。如果照這五位大法官的卓見，則增修條文第十二條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則對他們而言解，原有憲法規定都不啻等於具文，可以不加理會。所謂「憲法守護者」，都可將之棄如敝屣，說「停止適用」，就不予適用了，如此一來，「中華民國之主權」，豈不可延伸到十五位大法官中之五位大法官，而非國民全體，？甚至可以停止憲法有關「國體」或「國土」等等規定之適用，豈不荒唐至極。

其實，大法官沒有那麼偉大，根據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及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其權限僅止於此而已。雖然如此，其地位已相當崇高，人民也對之期盼甚殷。

由以下事實不難了解：在早期，大法官的地位，各界說法不一，有認大法官為特任公務員而非法官，有以大法官係依特別任命程序，故為政務人員，所以沒有支領司法人員補助費（嗣改稱司法人員專業加給）。後經司法院一再向行政院反映，行政院才於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二日，以行政院臺(四一)歲三字第五一號代電司法院始准支領。但立法院若干委員仍不以為然，每逢審議司法院預算時，歷任司法院秘書長無不費盡心力，予以溝通。之後立法院設置「預算中心」，更以此為主軸，司法院每年輒以此為苦。

直至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法官以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之宣告「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若干條文違憲，引發多數立法委員不滿，於審議九十四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刪除大法官專業加給。其後雖經大法官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以釋字第六○一號解釋，認為大法官是憲法上之法官，基於審判獨立應予身分保障之憲法意旨，自有權支領司法專業加給，立法院不得於預算審議時，刪除該部分預算，但立法院仍不為所動，又奈立法院何？最後。經再三溝通，並由王金平院長從中斡旋，始告完全解決，過程斑斑可考，司法專業加給得來不易。

但由於依照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仍在該條例適用之列，極少數大法官仍覺美中不足、不能享有關終身職法官退職撫卹待遇之規定，於是利用蔡英文總統「司法改革」之便，於民國一○八年一月四日制定「憲法訴訟法」時，擴張「憲法法庭」的適用範圍，將原「司法院大法官案件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大法官解釋憲法事項「以憲法條文有規定者為限」以及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抵觸憲法疑義者」予以刪除，於憲法訴訟法第一條第一款、第五十九條第一項逕將「裁判」本身，列為憲法法定審理的範圍，隱然成為「第四審」，不但使人民的「訴訟」期間拖長、不勝訟累之苦，而且還將「資深績優」法官調往司法院協助辦理，以致法官人員不足、負擔繁重，基層法官甚感不滿。最近民間有關政府機關民調，司法名列最末，實非無因。

事實上，憲法規定事項極為抽象廣泛，只要在其框架之內無數各點，俱屬之法自由形成之所在，並沒有所謂「唯一正解」，大法官的任務，只要守護著法律不要踰越憲法的界限即可。即使法律的規定一部分在界限內，一部分在其外，大法官亦應就其內作「合憲性的解釋」－這是解釋憲法上的基本常識。

日本最高裁判所戰後迄今，亦不過作十幾件違憲的判決而已，而我國大法官近二年來所作違憲判決之多，幾差可與之比擬，這頗值大法官深思的。

政治的紛擾，日本不下於我國。大法官縱令有政治意識，於解釋憲法時仍必須祛除心魔，我心如秤，不為他人所左右輕重，這我在其他三位法官祟崇高的理念中，已感覺到了，這才是大法官的本色，五位法官都是一時之選，也請毋忘初衷吧！

（作者為前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