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憲法回到「最低共識」位置

去年因五名大法官作出高度爭議、甚至被質疑違法的判決，社會上出現了一個過去很少被公開討論的問題：大法官的憲法判決，是否仍然能毫無疑問地拘束所有基層法官？

聯合報二月二日報導，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朱姓法官，審理一名父親「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案，聲請釋憲未獲大法官受理。他去年底判決該父親敗訴，理由是針對程序裁定的反駁（雖程序裁定本就不具憲法訴訟法第卅八條的對世效力），更直指憲法法庭審查庭的裁定，與「期刊論文或讀者投書」一樣沒有拘束力。乍看似乎是很專業的法律問題，其實根本的是憲法權威現在怎麼被大家「相信」與「承接」？

首先，從法律形式來看，憲法當然還在運作，大法官的判決也依然有效。但在實際運作中，一些基層法院開始出現遲疑、保留，甚至形式遵循卻實質拉開距離的現象。本案的朱法官不會只是個別例子，但這並不一定代表法官在「對抗憲法」，而更可能是反映出一個事實：憲法的權威開始需要額外解釋與辯護，而不再是理所當然。

其次，從憲政社會學的角度而言，這狀態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即「權威空洞化」—制度還在，但它作為共同規範的承載力正在變弱。這情況為何出現？關鍵背景是近年憲法運作愈來愈「法庭化」，許多重大政治與制度爭議，最後都交由憲法法庭用高度程序化的方式裁決。這種做法在平時有其效率與穩定性，但當判決本身引發高度爭議時，憲法的權威就會被過度捆綁在「程序是否正確」上；一旦程序或中立性受到質疑，整個制度就缺乏其他方式來承接社會的不安與分歧。

如此趨勢下，憲法法庭更逐漸被期待去「代理」處理各種政治衝突，憲法也從原本象徵社會共識的最高規範，變成權力運作的一環。此時再怎麼強調「判決當然要服從」，效果反而可能有限，因為問題早已不只是「服不服從」，而是「信不信得過」，例如本案中專業法院對上憲法法庭。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台灣的憲政體制已經崩壞。比較貼切的說法是「我們正處在仍有選擇空間的退化階段」。在此階段，如果一味用更強的命令來補救權威，可能維持表面秩序，內部裂縫卻擴大；相反地，若讓憲法回到「最低共識」的位置，減少過度治理式的詮釋，並讓更多司法實踐參與憲法的具體化，反而有機會讓憲法更接近基層。

簡單地說，憲法的力量從來不只來自條文或判決，而來自大家願意在日常中照它行事。五名大法官的爭議提醒我們，在一個多元且分歧的社會裡，維持憲政穩定靠的不是把權威喊得更大聲，而是讓憲法成為大家願意共同實踐的最低共識。

憲法法庭審查庭的裁定之所以被視為「沒有拘束力」，並非普通法院失序，而是制度尚未把程序權威轉化為可尊重的論證權威，解方不在「強化服從」，而在重建說服。（作者為中山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