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為權力「強說愁」 5大法官的憲法盲目症

憲法法庭日前就全民健康保險法扣費義務作成一一五年憲判字第二號判決，再度引發憲政正當性爭議。由於大法官蔡宗珍、朱富美、楊惠欽三人認為，應依新修正的憲訴法，由至少十人組成評議庭，因而拒絕出席；本號判決最終僅由謝銘洋、呂太郎、蔡彩貞、陳忠五、尤伯祥五位大法官作成。三位缺席大法官則提出不同意法律意見書，明確質疑憲法法庭組成的合法性。

呂太郎大法官卻在協同意見書中反批質疑者是「綑綁憲法運作的緊箍咒」，並主張憲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僅屬過渡性規定，立院已無權再依該條制定法律，以拘束大法官行使憲法解釋權。這表面上高舉憲法，實際上卻是盲目於憲法明文，並進一步否定憲法訴訟法拘束力，憲政風險不言可喻。

事實上這並非呂太郎首次在關鍵時刻，對憲政制度要求採取退縮立場。五年多前，立法院行使第六屆監察院人事同意權，未經任何實質審查與詢問即逕行表決，明顯違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程序規定；跨黨派四十一位立委因此聲請釋憲，要求大法官釐清憲政底線。

但當時大法官包括呂太郎在內，卻以立法院會決議屬國會自律事項，尚無明顯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為由而不受理該案。此一處理方式，與釋字第三四二號、第四九九號所揭示「國會自律並非無限制」的立場並不一致，也被不少法界人士視為對憲政爭議仲裁責任的退縮。回看呂太郎對憲法第一七五條的詮釋，其問題核心就是否定憲訴法對大法官的拘束力；當這種態度接連出現在多號裁判中，就難再以「見解歧異」加以化解，而是涉及「法治國原則」的根本問題。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法律是由立法院制定、經總統公布，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反覆適用性的規範。法律與條例不同，不為特定人或特定事件而設。憲訴法正是基於憲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的明文授權而制定，其規範對象是所有憲法法庭的裁判行為。若僅因裁判者自認不宜受拘束，即主張法律已不再適用，動搖的不只是單一條文，而是依法審判的制度基礎。

憲法是根本大法，而非可隨大法官需要的任意文本。憲法法庭明知程序爭議存在卻仍一再作成裁判，「法治國」的最後防線即非大法官專有；檢察官依法負有對犯罪嫌疑啟動偵查的義務，不因對象身分或政治敏感而有所差別。檢察官是否依法對違憲枉法裁判的大法官偵訴，攸關整個司法體系的權威。

司法院前院長翁岳生向來教導與實踐法官必須依法律審判的「法治國原則」，今日憲法法庭之運作顯已背離此信念，期待翁前院長能為自己畢生捍衛的價值發出必要提醒。同樣地，身為全國唯一的法律學院士、前大法官王澤鑑院士，對「法治國」的象徵意義，不僅在其學術地位，更在其道德權威。當憲法法庭的程序法制遭到嚴重侵蝕、明知程序違法仍要裁判，已非個別政治爭議而是法治危機，王院士亦不應沉默。

綑綁憲法運作的從來不是依法要求遵守程序者，而是那些自以為站在憲法之上，卻早已背離憲法的人。當大法官甘於為權力「為賦新詞強說愁」，司法公信力的流失、司法制度的全面解體就是必然，這才是最令人憂心的事。（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