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改的「慈悲容量」：年金改革不應僵化一刀切

歷來軍公教年金改革的爭議持續不斷，有從法律、財務、歷史、世代正義等觀點來各抒心中要旨。然退休年金本為公共行政的一環，身為行政學術的一位老園丁，擬就行政的角度提出淺見，或可提供解決棘手問題於萬一。我們看來，年改大致分為兩種方案。方案一是民進黨率先提出且持續堅持的版本。如以年資滿35年為例，它是依十年每隔一年遞減1.5%，最終底線為60%，我們認為這種作法尚屬合理。方案二是最近國民黨、民眾黨分別提出67.5%和66%的改革版本，堪稱慈悲。之所以會有上述看法，且讓我們根據通俗簡易「數的原理」和相關的行政理論闡述於下：

（一）60%尚屬合理

根據哈佛大學對於人生目標和成就關係的25年追蹤調查研究，顯示：3%的人有長期的清晰目標，他們後來都成為社會的精英；10%有中程的清晰目標，他們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60%目標模糊，只能平凡度日。其中60%是個眾數。再者，學校通常將及格成績訂為60分。另外60 +40=100，40/60=0.66 ，2/3 +1/3=1可謂最佳的組合；中國文化更將60年稱為一甲子。60或60%一再地呈現，代表它極其重要，且為波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前副總裁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所謂「普世智慧」（Worldly Wisdom ）的一例。依此邏輯，我們始終肯定地認為60%的年金改革底線算是合理，並不為過。

（二）65%堪謂慈悲

所謂的費氏數列是十三世紀義大利數學家費波南茲（Leonardo Fibonacci）提出一系列奇異數字的組合，這組合中的任何數字都是前兩個數字的總合。0、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 其中13是極具重要和意義的數字。以13乘上上述前面5個數字，似乎反應了人生的歲月歷程。0至13歲屬少年階段、13至26歲為青少年階段、26至39歲稱青年階段、39至65歲視為成年階段、65至78歲是樂齡老年階段、78至104歲成了晚年階段。13乘以5等於65歲還是現代大多數國家認定的退休年齡（其實這是規模分析的應用）。再者，由100減65等於35的數字意涵來看，65：35在不少場合都會出現此一比率。例如核心產品：其他產品；主要內容：留白；數據分析：直覺判斷等，皆為65：35。關於65：35的例子，不勝枚舉。

65%與60%兩者都關鍵且深具意義的數字，但之間5%的差異，卻蘊藏著慈悲的容量。行政有此一說，即國王的恩典。昔日，國王擁有一切，但他會對心目中的臣民或順民給予犒賞。如皇家醫院、學校、博物館等營造物便是。這種國王對子民的慷慨施惠，代表著「肯定意識」的行政表現。施捨創造感激、依賴、忠誠和政治凝聚力。當施捨的一方在送走東西（禮物）的同時，反而為施捨者本身間接儲蓄了某些寶貴的資源。莎士比亞曾對仁慈有這麼的形容：「恩惠的品質是強求不來的，它像綿綿細雨從天空落下。它帶著雙重的祝福：既賜福給奉獻者，也賜福給受恩者。」

回顧歷史，台灣的經濟成就曾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雖是百工百業辛勤耕耘的成果，公務人員的付出，也是不可抹滅的。況且當時要成為公務員是百中選一的一流人才才能踏入。其中雖有害群之馬，但是兢兢業業堅守崗位者仍然居多。再者，該時公務員與國家的關係是屬特別權力關係，公務員應無條件地服從上級長官交付的任務。

過去二十多年的時光裡，有幸忝為國家各種考試的典試委員、閱卷委員，國家文官學院的授課老師和指導教授，並曾有帶隊出國訪問、考察和學術交流的經驗，深知不少文官才華洋溢、專業精湛、便捷解答、犀利靈活，令人難忘，它並不是想像中某些刻板印象。畢竟，公共服務有被形容為官僚，也被視為一生的志業。

策略思考大致分為深思熟慮的思考和隨機應變的思考。根據銓敘部的精算，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原本用罄的時間約民國2049年，教育人員退撫基金原本用罄時間約民國2045年。此種為大局著想，未雨綢繆的長遠規畫和精算，著實是個令人折服的深思熟慮工程。不過，任何事情的看法都會呈現雙面刃，正反相對。就好比眼罩之於馬匹，可以讓它保持直線前進，但很難激發出週邊的視野。改變正在發生，世界局勢和政經環境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也會隨之增加，所以複雜調適能力對於公共政策而言就越發重要。相對的，對於年金改革應變的思考需要更加多元。如果將年金比喩為「大水庫」概念，那麼水庫的控水閥門是否可以隨勢調整。在經濟景氣繁榮、國家財政充裕時，稍加鬆開閥門，將逐年下修的比率從1.5%調整為1%或0.75%或0.5%，甚至如上所述把底線調升為65%。反之，國家景氣低迷、財政短絀時，則維持1.5%的逐年遞減。

如果國家真正面對「財政懸崖」時，從底線60%降到55%，屆時說不定也會得到全體軍公教退休人員的諒解。這種靈活彈性的作法在我們的私部門處處可見，在公部門卻相對欠缺。

本文主張，軍公教年金改革以 60%作為給付底線屬合理，若能在國家財政允許時將底線調升至 65%，則可視為一種行政上的善意與對公共服務貢獻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年金制度不應僵化一刀切，而應建立可隨景氣與財政狀況彈性調整的機制，才能在制度永續與社會和解之間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