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衛台北車站 補好大破口

十九日傍晚於台北車站內和捷運中山站外鬧區，接連發生丟擲煙霧彈及連續殺人案件。作政治解讀者將之導入恐怖攻擊、作犯罪解讀者把它定位為隨機殺人案件、作社會學解讀者以社會安全網破洞為取向、作犯罪心理學分析者則尋找反社會人格者的心理因素，身為法律學者要提出三個簡單的觀點。

首先，嫌疑人被國軍汰除，可能是一個關鍵點。軍中對酒駕是比較嚴格的，雖然陸海空軍刑法對軍人酒駕的刑罰與普通刑法類似，行政處罰則非常有可能予以汰除。反觀警察酒駕，雖然刑法法定刑類似，但行政處罰則比軍隊寬容一些；最近就有案例顯示，員警酒駕肇事未傷人，被記一大過調職處分。雖仍有較嚴厲的個案，一次記兩大過免職，但經過救濟程序仍可能有轉圜餘地。

其次，嫌疑人是否因被通緝而造成心理創傷？通緝在法律上的意義是，警察看到這個人的時候，把他抓來法院或地檢署問話；問完話後除非重案，否則還不是放人？這跟戒嚴時期的通緝不可同日而語，通緝的數字卻不減反增，為何如此？因為刑事司法文書常常不能送達於當事人，因此要求件件都要派出所員警送；即使派出所員警送，也常因當事人搬遷頻繁而無法送達，那怎麼辦呢？因為刑事訴訟法關於文書送達的規定，九十年來沒有什麼太大修正，最後還是警察自己得想辦法。地檢署及法院難道不能另聘人手，查出當事人戶籍、親執文書上門送達，卻一定要警察擔負這種業務嗎？

第三，賴總統要求警察的「快打部隊」提升到防恐層級，這當然是「高瞻遠矚」的意見；但「快打部隊」其實是派出所的員警聽到通報後，快速集結到事發地點的意思，說要將他們訓練成防恐人員並非一蹴可幾，反而北車才是防恐的重要標的。回顧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案件，在密閉空間內造成的死傷人數遠大於歐洲的恐攻模式。不少民眾若從台鐵台北車站要改搭台北捷運，或者出站要去行政院方向，常感通道如迷宮、轉搭無方向、出口不明顯、標誌弄不清，若再加上斷電，那在台北車站裡面成千上萬人的處境危矣！

因此我們不必奢談高深的學問，以及沒有解方的「社會安全網破口」，只要老老實實地請台鐵、高鐵、北捷、機捷共用之台北車站的負責機關出面，把如何護衛這座四鐵共構的龐大車站講清楚，就是這個不幸事件帶來的最大經驗教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