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推銷員之死》到空服員之死

一名長榮空服員在抱病執勤返國後病逝，引發社會對職場病假制度與勞工健康權的關切。這起悲劇不僅令人憤慨與心碎，更宛如《推銷員之死》劇本的現實重演：主角以為只要努力、忠誠，就能被制度眷顧─如今在高空中以另一種形式崩塌。當社會允許制度將勞動尊嚴交換為績效幻象，死亡就不再是個體的終點，而是對勞動制度的沉默控訴。

媒體報導該空服員疑似因身體不適請病假後繼續執勤，最終返台後病情惡化不治。雖然《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廿二條形式上保障病假權，但工會指出，多數企業透過獎金剝奪、考績調降與升遷受限等方式，實質上削弱了病假權。

十月十五日，勞動部長洪申翰對此事件公開表態：「若勞工請病假就被扣除全勤獎金，並不合理，也不該如此。」他表示勞動部將透過制度介入予以改善。此番發言雖具象徵意義，但也反映出台灣目前對病假制度保障仍未明文化，仍倚賴行政首長的個人回應，制度基礎尚待建立。

根據二○二二年九月的《Social Sciences》期刊研究指出，台灣航空從業員「崩熬現象」發生率達百分之六十四點三，女性空服員更為高風險群體。這類職場風險長期未納入國內職安系統或企業ＫＰＩ考核，反而視情緒耗竭為個人適應力不足。

針對職場霸凌與權力濫用問題，勞動部於今年八月底通過《職安法》修法草案，首次增訂「職場霸凌專章」，並已送交立法院審查。但草案仍存制度性漏洞。草案雖形式回應社會訴求，卻仍未正面處理「病假被懲罰」的核心困境。

目前勞動部已啟動深入調查，然而長榮航空尚未發布調查報告或懲處聲明。若社會關注逐漸消退，遺族與工會聲音恐陷入沉默。這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制度不願正視的結構症狀。

從制度出發，這起死亡事件呈現出三重結構性剝奪。其一，權力的剝奪：企業對病假處理擁有壟斷性裁量權，勞工無從議價；其二，勞動的剝奪：身心修復未被視為基本權利，反成績效考核中的隱性扣分項；其三，人性的剝奪：病弱被視為不忠，請假被視為負擔，沉默成為生存策略。

這場悲劇的核心並非個體不幸，而是社會制度在沉默中默許疲勞與服從。當我們繼續教導下一代「只要夠努力，就會被看見」，卻從不揭露努力如何被制度榨乾，文明的根基便已動搖。

真正的改革，必須跳脫文字條文，轉向制度信任與結構監督。台灣應即刻啟動以下行動：第一，明文禁止病假列為懲罰依據，如全勤獎金扣除；第二，「崩熬現象」應列入職場風險評估與管理指標；第三，建立公正第三方調查機制、並且獨立於雇主、具查詢與追訴能力；第四，建立透明申訴平台與通報公開資料庫，避免黑箱。

一個真正安全的職場，不該要求個體為工作而犧牲健康。從《推銷員之死》到空服員之死，歷史一次次地提醒我們：當社會無法保障那些最努力的人，悲劇就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