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衝突下的數位認知戰

中東局勢正進入一個嶄新階段。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衝突，儘管仍以火箭彈、無人機與跨境突襲為具體表現，背後實則蘊含更深層的制度競爭與全球權力重構。在哈馬斯與真主黨的行動背後，在紅海商船遇襲與社群平台訊息混戰之中，嶄新的戰爭樣態—數位認知戰爭，正在醞釀並加速演化。

正如冷戰時期中東曾被視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角力的外圍戰場，今日的中東也再度成為數位時代制度對抗的試驗場。然而，這次的武器不再是坦克與飛彈，而是頻寬、平台、資訊主權與感知干預。

以色列總理內唐亞胡的中東戰略可被視為「代理人剝離論」的實踐，透過對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的定點清剿，削弱伊朗在地區的滲透與代理體系。這不僅是傳統軍事「戰略縱深剝離法」的重演，更從資源依賴論的角度，針對伊朗對外權力投射的網路支柱進行有系統的摧毀。

根據資源依賴論，組織的生存與影響力建立在其對外部資源（人力、武器、資訊、敘事空間）的掌控與交換能力。對伊朗而言，其影響力來源並不僅限於石油與軍事，更關鍵的是對代理勢力的資源供應與認知整合能力。一旦這些節點遭破壞，伊朗不僅在地緣上被孤立，在意識形態與資訊輸出的節奏也會被擾亂削弱。

這在當前國際秩序出現權力空窗的情況下更顯有效。隨著俄羅斯深陷烏克蘭泥淖、中國進入戰略收縮，美以同盟重新取得地緣主導的「干預視窗」，進而強化對中東秩序的再塑與制度性壓制。

但正如國際政治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提醒的，軍力削弱僅是表層衝擊。真正支撐極權政體穩固的，並非坦克與政令，而是其對資訊主權的掌握，以及對公民感知系統的深度塑造與封鎖。然而在數位世界中，衛星、雲端、頻寬乃至演算法，都能被重新編碼為顛覆工具。若資訊開始滲透，極權國家的社會控制系統便如多孔堤壩一般開始失衡。

在這種新型戰爭結構下，「數位顛覆戰」成為顛覆極權統治最具成本效益的手段之一。這種戰爭無需一兵一卒進入敵國國土，卻能透過資訊滲透、敘事解構與感知自由，使體制失去合法性來源。

這不僅是認知層面的鬥爭，更是針對資源依賴網路的結構性破壞行動。極權體制高度依賴對資訊流的控制與感知系統的穩定作為其「統治資本」。一旦該依賴網路被切斷，政權存續將面臨深層風險。

若數位主權的鬆動在伊朗得以實現，其模式勢必被其他區域權力加以模仿與擴散。資訊戰不再只是輔助戰術，而是戰略主體。制度性的壓迫若可在無砲火之戰中瓦解，和平將可能出現在制度競爭的結構性重組之後。

這也顯示出現代國際關係中一個本質轉變：權力不再來自領土占領，而是來自資訊節點的操控。中東未來的穩定，將不建立於地緣勢力的平衡，而建立於資訊流的自主與認知場的多元。

「以伊戰爭結束能讓中東長治久安？」若僅以軍事戰果來衡量，未免過於淺薄。事實上，真正能改變制度穩定性的，不是邊境上的飛彈密度，而是人民能否看見不同的真相、聽見被禁的聲音。

在資訊真正自由流動的那一刻，和平也將從一紙協議的妥協，轉變為人民主動選擇的制度轉向。從加薩到德黑蘭，真正的戰場不再是疆界，而是雲端。真正的勝利，不是征服，而是讓公民重新獲得感知的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