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限包容？ 犧牲教師人權

在台中小學生被警方帶走的事件中，警察未持傳票就進入校園，且全程無師長陪同，這些程序上的瑕疵確實需要檢討。本文不討論現場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師生衝突的孰是孰非，要討論的是市長盧秀燕對教師的指控—「最壞的教育示範」、「不適任」—展現了一種危險的社會心態。

法律和社會固然應該對未成年人採取更寬容的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錯誤行為可以完全免除後果。當教師感受到威脅時，訴諸法律程序是理所當然的權利，是憲法保障的人權。我們可以討論警方的執法過程是否妥當，但不應剝奪教師尋求法律途徑的權利。有人可能會批評教師的做法是「拿大砲打小鳥」，但判斷救濟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的，應該是權責部門，事件當事人並不承擔此種義務。

傳統觀念將「師」與「親」相提並論，期望教師能像父母一樣無條件地愛護學生。然而，教師並非家長，師生關係與親子關係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教師的職責是教育和引導，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必須犧牲自身的權益來滿足對學生的無限包容。要求教師將學生的利益置於自身權益之上，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現今的教育體制一方面要求學校大量培育人才，另一方面卻縮減教師人力，導致第一線教師疲於奔命，難以深入關懷每個學生。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求教師扮演完美的典範，展現無限的包容，無疑是苛求。這種「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現象，凸顯了制度對教師的過度期待及對其獨立人格的抹殺。

遍覽《教師法》，它對教師的保障主要在於其工作權及工作上的自主性，唯一一處提到「人格」一詞時的對象是學生。這反映出制度對教師人格權的忽視，或是對教育現場權力動態的無知。在這種背景下，市長對教師的公開指責，更是對教師人格的不尊重。

真正應受指責的，是社會領導人在處理教育議題時所主張的情緒化道德批判。教育問題需要理性討論，情緒化的指責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還可能進一步惡化師生關係，損害教育專業的尊嚴。如果教師的人格權都得不到尊重，我們又怎能期待他們培養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