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繫於大法官理性裁法 而非迎合

自今年二月立院開議以來，幾乎天天都有立法爭議的新聞。所謂立法爭議，並不全然是立法本身有瑕疵引起的爭議，而是外力介入以「立法瑕疵」為藉口的不理性問政爭議。所謂「理性」，是在某一特定時空最適當的政策選擇。理性即是正義，並非真理。面對國會立法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如何得到四海皆準的規範，自是困難重重。國家立法如此，行政執法抑或司法裁法又是如何？此乃當下爭議值得探討之處。

理性既是特定時空的最適選擇，依憑者即是「特定時空」；換言之，國會如能洞察時需，且能因地制宜，即可制定符合國家需求的法制規範。此不僅可用於國會立法，地方立法亦復如此。

就筆者多年來的觀察，行政執法或司法裁法雖已有「立法」為依據，但依法行政或裁判，仍有「法理情原則」的彈性應用；此即行政執法並非政治而是專業所在；有專業始知法理情的拿捏；司法裁法本諸專業，始得自由心證卻獲致核心價值的堅持。

國會立法，如無時空觀念，絕對制定不出符合時需，並能迎合空間發展的制度。因之，近半年來，在野聯合提出並通過的法制，有識者宜由時空為基準，以為功能檢驗，必能得出立法的可行或不可行。試問，憲法在成文法國家所以能持之久遠，依循的原則是立法的補充或立法的阻礙？國會立法是在製造政治問題抑或法律問題？政府施政本諸依法行政原則，該法係善法或惡法的政治基準為何？民進黨政府自稱民主政府，為何怕人民做主？民進黨政府自稱開放政府，為何怕國會依循民主法治國家的機制所制定的監督機制？尤其奇怪的是，還有司法機關的應和。這是民主國家的正常現象？

民進黨政府不論行政部門或司法部門，理應有反省能力，國會監督愈趨嚴格，行政部門腐敗就會愈少；其執政的時間就可愈長，何樂而不為？司法部門唯有依憲政主義為基準，並採取論理法則來推動以法律為準繩的獨立裁判，才是國家走向民主憲政的唯一規趨。當今的司法部門在事涉政治權力分配的事件，究竟有多少是依據法治原則；尤其憲政主義，有識者皆心裡有數。這是當前的法制社會所不該有的偏差。

凡愛國之士，應深切體認一個腐化的政府，國家最後的命運如何？國會立法之所以重要，在於本諸理性立法的制定制度，而行政機關則在於法理情原則下的施政。國人唯有團結，團結在理性的國會立法、理性的政策執法；更有賴於理性的裁法。是非論斷憑藉著對法學的良知良能，絕不是迎合上焉者可即。唯有政治精英皆能理性政治選擇，始可排除民進黨長久以來的製造腐化環境卻不自知。

對於理性的政策工具，國會立法務必以監督為前提，健全機制為準繩，並不斷的創新立法，促使國家法制能與時俱進，並有助於行政部門服務效能的提高；在裁法的司法機關更當忍辱負重，一切以人性尊嚴為核心價值，採取公正公開公平的「三公原則」去裁法。絕對不能因貪戀官位，利己私心，才能做出歐陽修所為的歷史性是非定奪。人們所最為期待的理性政治，可以延伸為理性法治國原則，就在此「時空」的合宜取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