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屋頂下／讓一部分體制先民主起來 中共與中國的第三條路

十一月杪中國出現的白紙風潮，有人稱「白紙革命」，有人稱「白紙運動」。

白紙革命是拉高到「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高度，白紙運動則定位在呼籲解封的民生層次。

其實，彭載舟的天橋橫幅呈現了此一風潮的全貌：「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且主張「一人一票選主席」。

可見，此一風潮屬多層次，是運動與革命的複合體。就其效果看，若無「不要領袖要選票／一人一票選主席」的尖銳語言，今天恐怕還換不到中共的醒悟，快速解決「不要核酸要吃飯」的問題。但若說革命，只是泡沫。

此次經歷再次證實《大屋頂下》說的「專政不亡論」，甚至有人嘲笑「白紙革命」的虛幻。但是，這個風潮也同時證實，在這樣的關頭，正因出現「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革命口號，才是終於擊醒中共的一記當頭棒喝。

其實，革命論或運動論，在民主政治中皆是理所當然。在台灣，從陳水扁下台、馬英九下台，一直喊到蔡英文下台，大家都視為當然。美國驢象兩黨，更幾是每天都在推對方下台。但是，在中共體制下，下台論卻成禁忌。

於是，長期以來對中國政治前景一直有兩種看法。一、不能革命，中共垮了，中國也垮了。二、只有革命，中共不垮台，中國不會好。

白紙風潮則似乎呈現了第三條路：讓中共有下台的戒慎恐懼，促使中共進取改革。

亦即：中共變好了，中國也就可能變好。這可說是對全人類最佳的方案。如何進行，至少可有兩個起步：

一、讓一部分的錯誤先得到糾正：重建政治譜系，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於並高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因為，如《大屋頂下》所說，「馬克思主義五大基本原理」是錯誤的也是罪惡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思想也是錯誤的更是罪惡的。中共若繼續不承認或包庇馬毛的錯誤，將使自己不能脫身，作繭自縛。

馬克思及毛澤東皆是伴隨中共走過來的巨人，自然對中共有大功，但二人的錯誤卻是明明白白地對中國有大罪。中共可將中國的馬毛經歷解釋為「艱辛探索」，但今後要向人民、向中國及向世界證明，中共已經走出了馬克思及毛澤東的籠子。正如德國已經走出希特勒的籠子。

端正政治譜系非常重要，這牽涉到「黨的性質與宗旨」，攸關是非之辨，也是正邪善惡之辨。中共繼續崇拜馬毛，這個黨就永遠是不知正邪善惡的黨，每一個黨員都可能是薄熙來，每一個當權者也可能只是薄熙來。

不知是非正邪，黨的氣質就始終汙濁，不能清正。若欲重建政治譜系，先從淡出馬毛做起，讓一部分的錯誤先得到糾正。心正黨正。

二、讓一部分的體制先民主起來：比如說，曾有「黨內民主」的主張，這可說是讓共產黨內部先民主起來。集體領導，則是讓中央政治局先民主起來。民主集中制，則是讓政策形成的程序先民主起來。不容個人崇拜，就是要最高領導人自己先民主起來。但是，這些「讓一部分體制先民主起來」的嘗試，如今似皆已煙消雲散。

其實，蔣經國的「分期付款式的民主」也有啟示，亦即隨著時空推移，讓國家一階段一階段地民主起來。今天不夠民主，期待明天。

讓一部分體制先民主起來，第一個抓手，就是「依法治黨」。應有一個前提：這個「法」必須有「黨內民主」的根據，否則橫空出世一個「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一人立法，全黨不能「治」一人，如何「依法治黨」？依法治黨必須做到連總書記亦為法律及黨章所治。

至於所謂「一部分體制」，不談其他，至少應從輿論及司法兩個部分做起。

對於新聞及言論的箝制，不只是傷害人權，更重要的是層層蒙蔽，使得當權者聽不見、看不到，以致危及當權者自己的安危利害。比如此次風潮，如果封控造成的民憤能夠伸張，何至於鬧到喊「習近平下台」的地步？憲法規定言論自由，但政治操作「不得妄議中央」，這算什麼「依法治國」？箝制輿論，新聞無自由，欺上瞞下，層層蒙蔽，萬馬齊瘖。一旦民憤爆發，星星之火遂釀燎原。

廣義的司法，包括公檢法、中紀委監察委以至街道城管體制。首先，是法律本身要有民主性，不能是惡法亦法的rule by law，而是必須合乎自然正義的rule of law。司法淪為政治工具，其實與城管大白群毆民眾無異。依法治黨的前提在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前提則是黨不可霸法玩法。依法治國是端正黨風的重要憑藉，應使司法體制先民主起來。

其實，上述「讓一部分的錯誤先得到糾正」，與「讓一部分的體制先民主起來」，在「鄧／江／胡」時代皆有試探，但到了習近平新時代卻似倒行逆施，幾告前功盡棄。

自鄧小平起，中共或許一直有一個「大新加坡」的念想。新加坡不是完全民主，但也相當民主。最後使政治的穩定建立在內化的社會共識上，而不是建立在城管與大白的拳腳上。

新加坡透過廉能政治及操作選舉，一方面使政治異議及社會制衡得到相當程度地表達，但另一方面也維持了實質上的一黨主政；而這個成果在大體上是經由民主程序達成，不是靠「不得妄議中央」。

例如，二○一一年，李光耀的行動黨在大選中只得到空前低的百分之六十的選票，卻仍然取得百分之九十三的國會席位（八十七席中的八十一席），這當然存有政治操作，但重要的是，這個體制容許幾個反對黨競選，並在體制上及法律上正式呈現了百分之四十的反對票（雖然反對黨只取得六席）。

這一套設計，維護了「一部分」的民主，更重要的是使行動黨能與民意密切互動，成為其長期廉能執政的主要憑藉。正是：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中共當然不可能照搬新加坡，但是應當從中得到啟示：新加坡是一個可以在體制上、法律上呈現百分之四十反對票的民主，中共的全過程民主卻是一個寒蟬社會及一個寒蟬的黨。這樣的中共，難怪聽不到「下台」，而「下台」卻實際上無形寫在白紙上。

讓一部分錯誤先得到糾正，讓一部分體制先民主起來，是中共與中國的第三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