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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能救台灣嗎? 不能或不為

2018-11-10 23:10聯合報 張作錦

星雲大師與首屆真善美新聞獎得獎者合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星雲大師與首屆真善美新聞獎得獎者合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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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星雲大師於二○○九年年初,與台灣媒體主管座談,我有幸在座,他對台灣當時的情況和未來的發展,滿懷憂慮。他宣布設立真善美新聞獎,希望成為「台灣的普立茲獎」,給新聞界一些幫助和激勵。大師感性的說:「現在能救台灣的,就只有媒體了」。

真善美新聞獎初衷:救台灣

真善美新聞獎贈獎典禮,大師參加好幾次,每次致詞時,都不忘叮嚀新聞界要救台灣,譬如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七日第六屆贈獎典禮中,大師表示,目前台灣黨派鬥爭,社會撕裂,「面對政治失望的時刻,媒體救台灣非常重要」。

舉出以上這些場合和事例,都可見到,大師念念不忘救台灣。他也很清楚的說明,他創設真善美新聞獎的目的,就在激勵和幫助媒體去救台灣。現在,新聞獎運作前後已有十年,我們不妨回顧和檢討一下:大師希望媒體救台灣的這個目標,達到了嗎?能達到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作三點討論:第一、媒體有救國的責任嗎?第二、台灣現在需要媒體去救它了嗎?第三、媒體有救台灣的能力嗎?

先談媒體救國。媒體最早期的表現形式是報紙,那時還沒有廣播和電視。報紙原始的目的本來只是傳遞消息,但因為各種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因素的影響,報紙逐漸轉變了性格,它制衡政府和護衛言論自由的特有的功能,一天比一天顯著,也一天比一天受到社會的重視和期許。

美國報業先賢史東(I. F. Stone)曾有一句名言,他說:「天下沒有不說謊的政客和政府」。這句話現在大家都耳熟能詳,當年可是暮鼓晨鐘。政府說謊,怕新聞界揭露,要管制媒體的消息和言論,新聞界與之對抗,以避免政治的腐化墮落,使社會能正常發展,人民生活幸福。儘管那時的新聞界沒有標榜救國家,但這樣做,不就是救國家嗎?

而在中國,媒體救國,更是歷史的傳統。清末民初,孫中山辦「民報」,梁啟超辦「新民叢報」,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參加「蘇報」筆政,都在「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他們分頭努力,或從建國而救國,或從新民而救國,或從啟迪文化思想而救國。總之,目標都在救國家。

到了抗戰前後,報紙更是無不以國家的存亡為念,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當然是「大公報」。還有的報人,譬如龔德柏,乾脆為自己報紙取名為「救國日報」。可見當時新聞界報國、救國的熱忱。

所以在中國報業史上,報紙,今天擴大範圍來講,就是媒體,內心或多或少都有救國的使命感。我們今天談媒體救國,一點也不必覺得難為情。這裡所說的國家,指的是人民、土地、文化和同胞感情,不是指的政府。絕不影響媒體獨立自由的精神。

那麼,我們就要問:現在台灣有生存的危機嗎?需要媒體去救嗎?老實說,自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從大陸遷來台灣之後,中華民國就有生存的危機。只是「其來有自,於今為烈」而已!

所謂「烈」,「烈」在哪裡?第一、我們在國際上更孤立,生存的空間愈來愈狹窄,呼吸愈來愈困難。第二、國家沒有奮鬥目標,人民在統獨糾葛之間,精神已經耗弱,在「小確幸」的口號下,喪失了志氣。第三、台灣「亞洲四小龍」的地位早已消失,「台灣經驗」只是歷史名詞,人民的生活已感到匱乏,尤其是青年人,成群結伴的出走,有人形容這是「跳船」,因為他們覺得台灣這條船已經不安全了。

如果以上的說明,都還有事實根據,不是危言聳聽,那麼我們可以推論,台灣未來必有更多的艱難險阻,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媒體怎能袖手旁觀?

那麼,我們就要進入第三個問題:媒體有能力救台灣嗎?

民主國家,以選舉更換領導人。剛辭世不久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教授,曾有一句很沉痛也很透徹的話,他說:「別的國家選舉,只在更換一個政府,台灣的選舉,卻要更換一個國家。」我們不論這個國家現在叫中華民國,或是未來換任何一個名字,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以我們只來談談,救台灣這個島。

媒體之責在監督政府

媒體監督政府,使政府不做錯事、壞事,就能使國家正常發展繁榮。那麼,政府最容易做的錯事和壞事是什麼呢?毫無疑問的,一是專權,一是貪汙。在制衡政府不專權和不貪汙這兩件事情上,台灣媒體有過輝煌的紀錄。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倉皇渡海來台,風聲鶴唳,對媒體控制極嚴,有戒嚴令,有出版法,有警總和文工會,又有雷震案以殺雞儆猴。但是媒體不屈服,可是也不蠻幹,「義正而詞婉」,以民意為後盾,與當道者長期周旋,最後,終於得到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並且以政黨輪替,達到消除政府專權的最高目標。

至於在防制貪汙上,前總統陳水扁駭人的貪腐,若無媒體的揭發與批判,恐怕就沒有百萬紅衫軍的歷史盛事。陳水扁受到法律制裁,與尼克森去職可相提並論。台灣媒體的表現,不必妄自菲薄,亦可與國外同業一樣,有自己的歷史地位。

但是,台灣媒體卻為德不卒,在完成台灣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之後,卻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走入一個深沉的陷阱之中。原因就是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統獨之爭,當大家選邊表態的時候,媒體的精神和功能就逐漸喪失了。現在看看這些例子:

我們說「真理愈辯愈明」」,但媒體各有堅持,很少人願意從善如流,所以雖然發言盈庭,似乎去真理卻愈來愈遠。

無所懼易 無所私難

紐約時報標榜他們自己,公正處理新聞,無所懼,亦無所私。這應該是舉世媒體的通則,但是今天台灣的新聞界,無所懼也許相對容易,無所私就非常的難了。

大公報張季鸞申述自己的言論守則:苟有主張,悉出誠意;錯謬定多,欺罔幸免。今天台灣媒體的言論,「悉出誠意」而又「欺罔幸免」的,有幾人幾家?

胡適當年辦「新青年」和「獨立評論」等刊物,曾寫詩以「烏鴉」來譬喻自己:「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但是請聽聽今天台灣的新聞界,很多時候,不都是一片呢喃之聲嗎?

鄭板橋在外面做官,寫信回家告誡他弟弟們說:「風俗偷則不同為惡」。意思就是,別人做壞事,你們不要也跟著去做。這在台灣的新聞界就很難了,因為別人跟著去做壞事,就可以得到政治的、經濟的利益,我不跟著做,豈不太吃虧了?

美國總統詹森曾擔任過參議員,他說,在參院投票表決法案時,他考慮的順序是這樣的:我是一個自由人,我是一個美國公民,我是一個參議員,我是一個民主黨黨員。今天,我們新聞界人士,有幾人能把自由人和國家這些理念,放在媒體和個人利益之上?

媒體自由卻無序

媒體曾經為台灣爭取到民主,但是沒有護衛民主,甚至因為放縱了意識形態,使台灣變成了一個民粹社會。

媒體也曾為台灣爭取到自由,但媒體也帶頭破壞了社會規範。自由而無秩序,自由就岌岌可危了。

說到這裡,也許我們就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目前這樣的心態、和這樣作風的媒體,要救台灣,還需要很多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麼?依我的淺見,至少應有四點:

第一,使台灣不再混亂。當社會擾攘不安時,媒體要發揮理性的力量,先使大家安靜鎮定下來,然後才能思考與討論問題。若媒體推波助瀾,火上加油,使民情常處於沸騰狀態,那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不是有活力,而是群體的焦慮與盲動,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第二,不要使社會對立、撕裂。一個團結的台灣,還很難應付今天複雜變幻的世局,何況大家不能休戚與共的站在一起?

第三,努力協助政府和企業界,重振台灣的經濟發展,讓人民有較好的生活,有安全感,然後才能恢復對國家的信心。

第四,不要慫恿或誘導台灣走向戰爭,否則生靈塗炭,萬劫不復,這是媒體在道德上、在社會責任上,最後一道防線。將來歷史怎樣評斷今天台灣的媒體,戰爭與和平將是放在第一位的指標。

媒體救國 不能或不為

媒體救國,不是我們今天才談,很早就有人談過了。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想邀請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他怕胡適不答應,特別請胡適最器重的學生傅斯年去作說客。傅斯年不僅沒有替蔣主席美言,反而勸他的老師不要去,他說:「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可見,在這些公共知識分子的眼裡,辦報是比組黨、從政更能救國家的。

我們談這段歷史故事,儘管有些時空倒置,心中仍不免感嘆:我們很難再找到像胡適和傅斯年這種人了,恐怕也很難再找到他們理想中的那種報紙、那種媒體了。

期盼媒體能救台灣的人,應不僅是星雲大師一人而已。很多人,尤其是知識界的人,大概期望更為殷切。但媒體能做到嗎?這使我們想到清代文學家彭端淑一篇文章中的幾句話,他說:「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

媒體能否救台灣?國人恐怕難免要質問我們新聞界:是不能也?還是不為也?

貪汙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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