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讓國民法官精神創傷的制度，不必修改嗎？

國民法官參審制實施至今逾三年半，大致獲得正面評價。但也有法界人士批評，這項制度只是司法體系最完美的「免責聲明」，國民法官被當成「合法肉盾」。最近一項「謝文雄殺妻姨案」的審判，便深刻暴露了國民法官審理凶殘社會案件時，夾在輿論情緒與專業法官間的掙扎，多名參審國民法官因此受到精神創傷輾轉難眠。更有一名參審者站出來指陳法庭制度的不公，是難以忽視的畸形角落。

謝文雄殺妻子和小姨案，人們記憶猶新。這名男子因家暴被妻子申請保護令，去年七月他揚言要殺害妻子和岳父母，被警方逮捕後，檢方將他請回。次日，其妻由妹妹陪同赴新北地院家事法庭開庭，返家時謝文雄開車尾隨，將她們共乘的機車撞倒，並以尖刀和鋁棒將兩人當場殺害。檢方指其手段殘暴，求處死刑。

此案是國民法官首批參審求處死刑的案件，今年八月底宣判時，謝文雄僅依殺人罪被判處「兩個無期徒刑」並褫奪公權。對此結局，死者父親在法庭外崩潰痛哭，吶喊「是要叫我們善良百姓以暴制暴嗎？」隨後，網路輿論一面倒地指責國民法官「縱容殺人犯」。值得注意的是，宣判當天，六名國民法官中竟有五人罕見地未出席。他們或者是不願面對受害者家屬的悲憤，或者是自覺意見遭架空而拒背黑鍋，現場留下一個巨大的問號。

在這批國民法官面對民意排山倒海的指責後，有一人主動聯繫網媒，以匿名方式，在不觸犯「洩密罪」的前提下，透露了他們參與討論及審判的過程與遇到的瓶頸。這名國民法官的主要觀點是：目前國民法官法庭由六名國民法官和三名職業法官組成，六票為過關門檻，但任何有罪判決，「必須包含至少一名職業法官同意」。至於死刑，更設下「超級門檻」，除了六票過關，還必須「三名職業法官一致同意」。亦即，只要有一名職業法官反對判死，六名國民法官無論多麼主張判死，也只能陷於無法著力的窘境。這點，極可能就是參與謝文雄案的國民法官最大的無奈。

檢視這些規定，它不僅展現了某種歧視，也創造了一個奇怪的「否決權」。國民法官司法經驗不足，在面對煽動、凶殘或案情複雜的案件時，可能無法周全考慮所有因素並給出合理判決。因此，許多時候需要職業法官給予提醒或提示，以免過當，這是必要的。然而，死刑「超級門檻」的設計，卻已遠遠踰越了這個界線。表面上，規定必須由三名職業法官「一致同意」，文字上輕描淡寫；實質上，就是賦與職業法官「否決權」，只要任何一人表達反對，就能橫掃六名國民法官，將他們的意見全都輾壓在地。政府邀請國民參與審判，假裝司法非常開放民主；但一遇到重大案件，又把最後的裁決權牢牢握在自己手裡，完全把國民法官踩在腳下。試問，讓國民法官參與一些無關痛癢的案件，又表現了什麼開明？

事實上，在原本的《國民法官法》中，並沒有這項死刑「超級門檻」的設計。這項規定，是二○二四年九月大法官作出《憲判字第八號判決》後，疊加的結果。設這項門檻，主要是大法官不敢直面八成「反廢死」的主流民意，又唯恐廢死遭破防，因此加設了層層機關，以便把國民法官判死的可能完全擋死。但從謝文雄殺妻案看來，除了家屬高呼不滿，參審的國民法官夾在僵硬體制和社會民情之間，受到了嚴重的精神創傷，並進而質疑國民法官制度設計不公。對這個黑暗角落，政府要繼續裝作視而不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