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在對話與風險之間：鄭習會的意義

國共兩黨領導人鄭麗文與習近平見面，在兩岸關係持續緊繃、地緣政治不斷升溫的趨勢下，「鄭習會」已不只是一次單純的會面，其背後所承載的多重意涵，更值得進一步關注。

鄭麗文此行訪問大陸，主要訴求是在兩岸官方溝通長期中斷、關係持續惡化下，釋放維持對話、降低對抗、追求和平的訊號；展現與北京溝通的能力，凸顯有別於執政黨的兩岸路線。

另外，在美中競爭升溫、川普與習近平即將在5月會面的背景下，「鄭習會」也可被視為在大國博弈夾縫中，為台灣爭取戰略緩衝空間。

從會談內容觀察，習近平發言大致以「和平」為主軸。強調兩岸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作，最終再回到堅守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核心立場。基本上是以「維穩」與「降溫」為主要基調。中方一方面呼應台灣社會對於和平的期待，另一方面亦可在美中競爭與區域壓力下，維持戰略彈性的考量。

相較之下，民進黨政府基於國安與統戰風險，對「鄭習會」採取高度批判立場，但也凸顯其對中政策的矛盾與被動。一方面，對兩岸交流缺乏積極作為，長期處於「去不了，也不去」的僵局；另一方面，卻全盤否定在野黨交流，甚至事前即定調批評，顯示對非由其主導交流的高度排斥。

然而，在公開批評之餘，卻又寄望相關會面能夠「代為傳話」，形成「否定交流、卻又依賴交流」的落差。此種矛盾，反映出其對中政策尚缺乏整體戰略架構，陷入「只破不立」的困境。

從社會氛圍來看，鄭麗文強調順應「渴望和平、避免衝突」的主流民意，以對話作為緩和對抗的工具；然而，當前台灣的時空背景，與過往國共高層會面環境大不相同。雖然社會對降低衝突仍具有高度期待，但對於對岸統戰操作、文攻武嚇與政治滲透的警覺亦大幅提升。

特別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透過修訂「國安五法」及制定「反滲透法」，並將對岸界定為「境外敵對勢力」，更助長此氛圍。在此背景下，「鄭習會」在台灣引發兩極化評價，其對國內政治版圖的影響與變化，將是後續觀察重點。

在兩岸互動層面，「鄭習會」可視為在官方溝通機制停滯下，「非官方管道」的延續。對北京而言，透過與台灣在野黨互動，不僅可維持對台接觸的多元管道，也能對外展現其仍保有「交流意願」的立場。

進一步從戰略層面觀察，此次會面亦反映出大陸對台政策的「分層操作」：透過有限度的政治接觸，區分「可對話」與「對抗」的對象。然而，在軍事壓力、外交打壓與經貿壓縮具有整體性效果的情況下，此類選擇性接觸難以產生實質區隔。台灣社會仍傾向將其置於整體對台壓力的脈絡中理解。

此外，中國大陸對台灣國際空間的壓縮未見鬆動。台灣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已逾五年仍無進展，對岸阻撓為關鍵因素；今年亦未能出席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也有對岸斧鑿之跡。今年中國大陸是亞太經合會（APEC）地主國，之前已放話貶低台灣平等參與權利，均顯示其對台施壓的延續性。

因此，若對岸仍以「分化對象」為主要思維，恐難影響台灣社會整體認知，反而須正視其長期對台作為所累積的反作用，此是對岸不能忽略的事實。

整體而言，「鄭習會」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兩岸僵局、美中競爭升溫與台灣內部政治交織下的縮影。對台灣而言，關鍵在於如何在交流、風險控管與戰略定位間取得平衡；對中國大陸而言，若未正視其整體對台政策所引發的結構性反感，僅靠選擇性接觸，恐難改變台灣社會的基本認知，兩岸關係仍將在低互信與高風險中擺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