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重啟核電是務實的抉擇

賴清德總統近日表示，核二、核三具重啟條件，將進入核安審查，引發社會分歧。支持與反對再起，凸顯核能議題的敏感，但問題已不在「要不要核電」，而是台灣是否願意面對現實，做出代價最低、風險最可控的選擇。

回顧核能發展，自1970年代引進核電以來，長期提供穩定基載電力；但三哩島、車諾比與福島事故，使疑慮升高。核四爭議延燒數十年，2014年封存、2021年公投未過，2025年核三除役後，台灣進入非核狀態。這不只是安全與環保的拉鋸，更是政策理性逐步被政治動員取代的縮影。

反核疑慮並非無據。台灣地震頻繁、人口密集，一旦發生事故衝擊巨大；核廢處置未解，延役或重啟恐將問題後延；老舊機組安全亦須嚴格驗證。但正當性不等於無限放大風險，更不應據此排除所有選項。

更應正視的是，「非核家園」自始即缺乏工程可行性與系統評估。該政策高估再生能源與儲能短期補位能力，低估電網韌性、備轉容量與燃氣基礎設施限制，也忽視台灣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現實。過去十年，燃氣擴張、備轉壓力常態化、電網成本上升，加上能源價格波動與政策反覆，累積社會代價逾兆元。這不只是政策選擇，而是一場代價高昂的誤判。

支持核能，正是回應此一現實壓力。核能低碳且穩定，在再生能源與儲能尚未成熟前，具有不可替代的過渡角色。台灣能源高度仰賴進口，天然氣占比攀升，在地緣風險升高下，能源安全已是國安議題。再加上半導體與AI產業擴張，「電力即算力，算力即國力」，電力已成國家競爭力的底層條件。

國際趨勢亦轉向。歐洲將核能納入永續分類，日本加速重啟與延役，美國維持既有核電並發展新技術。主要經濟體重新擁抱核能，台灣若仍自我設限，等同在競爭中棄守關鍵工具。

台灣面臨的壓力更為迫切。中東局勢動盪，能源供應不確定性升高；天然氣仰賴海運，一旦航道受阻或價格劇烈波動，電力系統即承壓。同時，AI與資料中心用電快速攀升，供電穩定已成產業基本門檻。

更關鍵的是極端情境。在台海緊張升高下，一旦出現封鎖或準封鎖，能源進口可能受阻。台灣電力結構高度依賴進口燃料，尤其天然氣庫存有限且仰賴特定港口補給。若缺乏可迅速恢復的本地穩定電源，供電將迅速惡化，衝擊民生與產業。

因此，「沒有核能選項」本身即是國安缺口。核電的價值，不僅在平時供電，更在危機時提供穩定支撐。持續排除核電，等同讓台灣承擔能源集中、減碳壓力與產業競爭力流失三重風險。這些風險不會立即爆發，但將持續累積，最終反噬經濟與社會。決策關鍵不在核能是否完美，而在能否降低整體風險。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尤須警惕的是，以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作為延後決策的藉口。此技術仍在示範與初期部署階段，距離在台灣形成穩定商業發電能力至少需十年以上。以未成熟技術作為依據，不是前瞻，而是逃避。

行政院亦應務實面對核四。核四是必須處理的國家選項。政府應立即委託具國際公信力的專業機構，針對安全、成本、工期與效益進行全面評估，並公開接受檢驗。唯有以專業取代政治，決策才能重建信任。

賴政府認清核電的必要性，不再被意識形態綁架，政策轉彎雖然引起爭議，但能源政策的本質，是風險管理與經濟效益。在確保核安與推進核廢處理的前提下，重啟核二、核三，並與再生能源、儲能及電網升級同步推動，才是務實路徑。台灣已無拖延空間。任何以意識形態取代風險管理的選擇，終將付出結構性代價。當全球強化能源韌性之際，台灣能面對現實，終是無從迴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