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台美協定簽署 挑戰才剛開始

美國於去年4月2日宣布對台灣課徵高達32%的對等關稅，台美隨即進入冗長談判，調降關稅成為政府對美談判的核心目標。今年年初，美方將對等關稅降至15%，且不再疊加原有最惠國關稅；另外在232關稅也給予台灣最優惠待遇。整體而言，台美簽署協定後，出口衝擊獲得緩衝，企業面臨的關稅不確定性也暫時降低。

然而，隨著台美協議內容陸續揭露，台灣對美國的承諾規模空前。台灣將進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海外投資，且以核心高科技產業為主軸外，最新公布的國內市場開放內容，雖然並非全面性自由化，但主要集中在台灣關稅相對較高、且美國具有出口競爭優勢的項目，例如小客車與保健食品，特別是小客車的關稅直接由17.5%降為零，影響層面更為廣泛。另外，雖然台灣對美國農業長期處於逆差，但仍然必須大幅對美國開放市場。在調降關稅之外，還需搭配其他非關稅貿易措施的改善，所以整體而言，台美協定可視為台灣在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影響最深最廣的一次自由化。

此外，台灣亦承諾擴大對美採購，連同去年宣布的農產品採購計畫，合計規模約千億美元。談判期間，台灣也承諾協助科學園區生態體系移轉至美國，並將進行總額高達1.2兆美元的軍事採購。這已不只是單一關稅協商，而是一場以市場開放與產業布局為交換條件的交易。

面對32%的高關稅，政府在風險與代價之間作出取捨，並非全然不可理解。但拉長時間來看，這場談判其實是以未來的政策運用空間，換取當前關稅壓力的降低。而在市場開放與投資承諾成為主要交換條件時，讓出的不只是眼前利益，未來我國在調整產業方向與財政配置上，也失去彈性。

此外，從談判操作層面看，政府在談判過程中的資訊揭露方式明顯失衡，欠缺透明度。關稅成果一次性公布，反覆強調「談得成功」；但為換取降稅所作出的各項承諾，卻採分階段釋出。若將自去年4月以來的讓步逐一累積，很明顯是對等交換。當開放被詮釋為深化合作，承諾被拆解為個別優化，產業反而難以看清整體交換條件，政策不確定性也隨之提高。

未來台灣農業將面臨更直接的規模競爭，汽車及其零組件在內需市場開放後壓力增加，高科技產業必須加速布局海外。這些變化牽動的並非短期得失，而是國家發展結構的深層調整。

基於此，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談判得失爭議，而必須重新思考發展定位。對外讓利擴大，對內就必須更積極強化產業升級與制度韌性。市場開放既成事實，競爭焦點便應從價格轉向創新與技術主導。農業需加速品牌化與智慧化，汽車產業須掌握電動化與數位化轉型機會；而高科技產業在對美投資擴張的同時，更須確保關鍵技術決策仍掌握在台灣，以及人才外流的問題。

此次台美談判也暴露出台灣經貿布局的單線化風險，因為若政策重心長期集中於單一市場，談判空間將隨依賴度上升而限縮。事實上，台美談判期間，國內焦點幾乎完全聚焦於美國。未來台灣必須分散風險，深化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的連結、積極推動區域合作、參與如跨太平洋全面進步夥伴協定（CPTPP）等大型協定，才能維持戰略彈性。

台灣未來勢必還將面對更多對外經貿談判。如何在不削弱談判籌碼前提下，適度揭露進展與承諾內容，使社會大眾清楚理解交換條件與潛在影響，是政府無法迴避的責任。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將結果定義為「成功」，而在於能否藉此推動產業升級與策略布局。

總之，未來自由化調整政策若不能妥善因應，不但會影響台灣的產業發展，也會壓縮台灣未來在國際經貿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