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當司法標準不一， 誰還相信司法獨立？

民進黨共諜案最近宣判，時任副總統賴清德機要的總統府前諮議吳尚雨判處四年徒刑，其餘三名被告分判六年二月到十年徒刑。藍委賴士葆質疑，總統府諮議只判四年，比詐欺犯判五年的刑期還低，也就是賣國比詐欺還不嚴重，這是在挑戰人民的底線。白委張啓楷也作了比較，指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被羈押一年，還被求刑廿八年半，「柯文哲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嗎？比賣國罪還要重嗎？」

二○一九年蔡政府主導「國安五法」修法，把陸港澳納入規範，對其洩密者還加重其刑。台北地院據此審理民進黨共諜案，判決書批評吳尚雨等四人洩漏我方外交資訊與首長行程等重要情報，造成我艱難的外交處境更雪上加霜，卻助長中共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三戰」作為。但宣判結果卻被質疑賣國比詐欺刑期低、柯文哲罪刑比賣國罪重；而民進黨把中共認知作戰說得那麼恐怖，到頭來，對「自己人」還是輕輕放下。

再比較柯文哲與民進黨台北市議員陳怡君在同一天的羈押裁定。陳怡君被台灣高等法院法官以檢方起訴後，不宜以勾串證據為由羈押被告等理由裁定交保：而柯文哲卻被高院不同法官質疑如何認定串、滅證可能性降低而撤銷他的七千萬交保。類似的案件，法律見解因人而異，讓司法案件像玩俄羅斯輪盤般要靠運氣，司法的不確定性，正是台灣司法如此脆弱的一大關鍵。

坊間常批評，司法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嘲諷類似的案件遇到不同法官可能就有不同結果，甚至同一法官也會前後出現不同心證，尤其當法律解釋遇到權貴就可以髮夾彎時，不僅民間對司法的公正性容易產生疑慮，所謂的司法獨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都淪為笑話。

當愈來愈多被起訴的被告遭法院持續以串證之虞為理由收押，早已引發不少爭議。高院刑八庭在撤銷陳怡君延押裁定書中點出，刑事案件中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與說理義務，檢察官起訴以後，即應推定檢察官的證據蒐集、保全已經完竣，除極端特別危險情況外，法院原則上並沒有為檢察官考慮證據保全的義務，更沒有「接力」檢察官補強有罪證據的義務。

這不是法院首度出現的法律見解，去年柯文哲起訴後交保被高院撤銷時，高院撤銷交保裁定的審判長謝靜慧，就被找出曾在二○一六年的一件撤銷羈押裁定中，出現過同樣的見解，當時高院的裁定指稱，以被告有滅證之虞，作為羈押理由，顯然違反武器平等原則。當時高院法官同樣指出，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起訴後的案件，法院沒有接力檢察官補強有罪證據的義務。

不管是同一位法官前後見解不一，還是同一法院的法官對基本的法律見解各吹各的號，一再出現自家人打自家人臉的不同見解，都是重創司法公信的殺手。最高法院為此成立大法庭統一見解，但成效有限，類似案件判決見解歧異的爭議仍然頻傳。

從柯文哲案，到大罷免連署涉偽造，檢調全台遍地烽火羈押藍營支持者，司法押人取供的爭議延燒多時。如果不分大小案，都把串證列為羈押常態；如果羈押與否，都會因政黨顏色差別而有不同結果；如果民眾打官司要遇到特定法官才有人權保障，甚至如果民眾開始質疑賣國比詐欺罪輕時，誰還會信任司法天秤？

難以獲得百姓認同的執法落差，讓台灣司法愈來愈脆弱。法治國應有的公正執法、獨立審判，不是司法機關喊口號就會出現；司法官不想被當成執政黨工具，得先自己挺直腰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