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助理費案已成打擊政敵工具及肅貪提款機

新竹市長高虹安因立委助理費案一審遭判有罪停職，二審法官以「規定不明確」聲請大法官釋憲，大法官近日裁定不受理。大法官頻頻介入行政／立法之爭，卻無意處理助理費案，是選擇性釋憲。但不少立委與議員因助理費案遭查辦，法官判刑輕重卻天壤有別，易使司法淪為打擊政敵的工具。對比近幾年重大行政弊案都無人受罰，司法辦案「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作法，根本在踐踏正義。

助理費案近年已成蔡賴政府肅貪的重要「績效」。除高虹安外，賴清德子弟兵綠委林宜瑾也因助理費案遭查辦，近日民進黨北市議員陳怡君亦涉嫌詐領助理費三百萬元；可謂不分黨派，皆有人中箭落馬。光本屆縣市議員，上任才兩年，已有數十人捲入助理費官司。為高虹安案聲請釋憲的法官，就從法院判決找出兩百多件議員涉案案例，顯示案件已多到血流成河。

民代將助理費挪作其他用途或變相納為私用，與過去首長收集發票申報特別費，一樣都是道德可議，偽造文書領取公款之惡風也須遏止。相形之下，官員民代收賄涉貪讓特定業者獲得鉅額利益，如超思進口蛋、疫苗採購、風光電力案場等動輒千萬或數十百億的弊案，對國家和公共利益傷害更大，更該嚴查。但執法機關常常無視國家公帑公器遭濫用，大案不辦、小案大辦，正是近年司法公信力崩壞的主因。

對執法人員來說，偵查助理費案相對容易。但把司法人力和資源投入帳戶、簿冊、零星記事的蒐證比對，計算區區數百元洗頭、買便當等細目，卻不去追查更惡質的行政貪腐、護航利益集團等的結構性犯罪，形同「放牛鯊而撈米蝦」，更達不到懲凶罰惡、激濁揚清、實踐公理正義的目標。

執法機關肅貪，過去以查辦官員收賄涉弊為重點；近幾年，則以民代助理費案取而代之。也難怪有人嘲諷，助理費已成為「司法提款機」，「缺績效就來抓一批，想抓誰就抓誰，不想抓誰就不抓。」制度規範不明確的助理費，已成為民代隨時可能踩到的地雷，更成為打擊政敵的絕佳工具。

檢視歷年判決，同是助理費案，有人以「貪汙罪」重判，有人以「偽造文書罪」輕判。偽造文書刑責最重七年，貪汙罪則是最低七年起跳，因當事人無不法意圖判「無罪」的例子也不少。有人被認定詐領五萬元判刑近四年，有人詐領兩千萬因「認罪」獲判緩刑，卻也有人詐領百萬認罪仍被判八年。司法的不可預測性，欠缺一致性的標準，更增添各界疑慮。

曾任高虹安助理的王郁文，實際從事助理工作、也有加班，卻因辦公室公積金記帳問題被認定「貪汙四六六元」，判刑兩年。高虹安則因被認定涉貪十一萬五千多元，被重判七年四個月。此一結果，外界議論紛紛。

高院為高虹安案聲請釋憲後，各界原期待大法官能為此一「歷史共業」找出更清楚的規範，以免因制度不清而誘人入罪。然而，大法官在審查庭就決議不受理，再次示範大法官心證如何因人而異。

大法官前年曾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販賣第一級毒品處死刑、無期徒刑」，判決違憲。理由是，不分犯罪情節輕重，對跨國組織犯罪與小盤販售均處以重罪，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如今對高虹安案，大法官卻不願就罪刑是否相當、比例原則等進行審查，卻將責任推給承審法官自行解釋，真是甩鍋高手。

執法者選擇猛辦小弊端、放縱大弊案，大法官釋憲又充滿政治性選擇，這就是台灣司法的可悲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