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美對大陸關稅政策 當心反效果

《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曾以《世界是平的》一書揚名立萬的湯馬斯．佛里曼，訪問中國多次，對中國相當了解，算是半個「中國通」。五年前的一次交流中，他曾告誡中國網友：千萬別唱衰美國，這是非常危險的行為。但不久前的一次中國行，徹底擊潰了他的自信。

回美國後，他憂心忡忡地警告他的同胞：在我們呼呼大睡時，中國企業在所有高科技領域實現了飛躍式的發展。他看到了一群極具競爭力的民營企業，比如小米。他五年前來中國時，看到的小米只是一家手機廠家，生產廉價版的iPhone，這次來，居然就變成一家車企了。小米SU7的銷量，勝過任何一款福特生產的電動車型，福特可是一家百年車企，而小米才造車三年。

更令佛里曼恐懼的是「黑燈工廠」，所謂「黑燈工廠」並不是製造劣質黑心商品，而是指實現了無人化生產、不用照明的高科技工廠。當美國還在炫耀ChatGPT多麼神奇、領先中國多少年時，中國民企已將AI技術應用到了生產上。最近的DeepSeek震撼，就是實例。

有意思的是，佛里曼在文中首次告訴美國人，川普在中國的綽號叫「川建國」，含義是「川普正在幫助中國建設」，川普一系列的對華政策反而刺激了中國企業加倍努力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無獨有偶，在西方一片貶華反華聲中，另一位見證中國巨大變化的是世界首富馬斯克，他甚至直言不諱地說：「我有點親中國。」為什麼？他說因為中國真的很棒，有很多積極的能量，他甚至說：「中國就是未來。」

佛里曼和馬斯克都是見多識廣、很有智慧的人，他們親眼目睹了中國的變化與出色表現，發出由衷的評價，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只是由於各種原因，西方媒體並未忠實充分報導而已。儘管如此，兩位專家雖然看到了表象與真相，卻未能進一步地深入解讀背後的內在與深層邏輯。

當代的中國現象，從社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察分析，可以有以下解讀：

一，最關鍵的是體制。1979年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之後，「摸著石頭過河」，迄今40餘年，顯然已摸出了一個不錯的方向，一方面揚棄錯誤的計畫經濟，走向正確的市場經濟，與此同時，又以社會主義匡正了市場經濟的不是與缺失，這就使中國不僅能實現優化配置，發揮最大效率，又能兼顧分配的公平。其中，民企與國企在各自領域的角色發揮尤為關鍵，這恐怕是今後西方國家最需要認真參考之處。

二，中華民族獨有的最適合在市場經濟中發揮的民族性：勤奮、刻苦耐勞、聰敏，還有追求財富與成功的積極性。

自上世紀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認同及採行程度不一的市場經濟制度，但各國表現參差不一，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民族性的差異。中華民族這種獨特的民族性，相當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在兩、三千年的人類歷史中，中華民族的表現始終位居世界前沿的道理。

三，人口與市場規模。人口與市場，猶如一體之兩面。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享受的是人口紅利；而今而後，會享受到的就是市場的規模紅利了。經濟學中的規模經濟，既體現於平均成本隨規模擴大而逐漸降低的利益，也體現於創新及技術開發誘因隨規模擴大而強化的利益。很明顯，中國在這方面發揮的優勢已經不容忽視。

四，最後，或許就跟美國有關了。佛里曼開始懷疑川普以關稅為武器的效果，其實不是無效果，反而是有「反效果」，這即是他向美國朝野介紹「川建國」這個具有反諷涵義外號的原因，美國對中國的施壓往往對中國產生了倒逼效應，這點，連比爾蓋茲也清楚並曾對美國政府提出過警告。

看來，美國政府是該有所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