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共富是大陸體制特殊亮點

2016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號，引述《論語》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說法，指稱共同富裕就是中國人的理想。這句話，印證到當代亦無不可，當今之世，全球兩百多個國家，政經體制殊異，莫不以追求快速經濟成長為首要目標，對分配問題則相對忽視，更鮮有以之作為國家目標來重視者。

中國大陸自1979年改革開放走上市場經濟以來，百姓生產力獲得充分的釋放，生活普遍獲得改善，GDP總量已從全球排名第15位躍升為第二位，然而與此同時，貧富差距也急速拉大。中國總理李克強去年公開表示，中國有6億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幣左右；中低下收入族群，遠比想像來得多。

市場經濟運作下，導致貧富差距拉大是邏輯之必然，因為市場經濟的效率來自於充分競爭，而充分競爭根據的是邊際生產力法則，換言之，生產力愈高貢獻愈大者所獲愈多。各國政府必須通過政策以財富重分配的方式矯正此一現象，以確保社會與政治的穩定。根據分配理論，每一個人的收入是由三次分配決定的。一次分配即市場運作的結果，依據的是每一個人的生產力。如前所云，這必然出現明顯的貧富差距，這個差距，將由二次及三次分配來進行適度矯正。次分配的矯正，由政府通過租稅與社會福利方式進行；三次分配則依賴社會的公益與慈善行為。一般情況下，多是以二次分配為主，三次分配為輔。所以，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對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起到的是關鍵性、輔助性的矯正作用。

但必須看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在體制的運行與摸索中卻另闢蹊徑，中國的「共同富裕」發展策略，除了依賴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傳統作用外，更是極大地發揮了政府在一次分配中新角色的新作用。

這種新分配理論的邏輯是，傳統的二次與三次分配能起到的作用最多只是「治標」而無益於「治本」，也就是只能在分配已經惡化時做事後補救，而不能在分配尚未惡化前就先做事先預防。分配之所以會出現惡化，其源頭即在於一次分配市場競爭時，參與競爭者的競爭力或生產力不同，有的強有的弱，而強與弱之別，除受先天條件影響外，其實更多的是後天因素的差異，包括環境，教育，醫療，基建等方面。這在中國這一個幅員廣袤、人口眾多的國家中尤其明顯嚴重，如未能從此著手，在市場經濟運作下貧富差距問題必然十分嚴重，而且以再多的二次及三次分配加以矯正補救亦收效有限，且根治不了。

針對此等特殊的國情，中國採取針對性的策略，由政府擔負積極角色，直接從一次分配切入，通過對環境、教育、醫療及基建的投入改善，從根本上為廣大的貧弱地區注入新的生命力，提高他們的競爭力與生產力。以基礎建設為例，幾乎已達到每個鄉村都有電力和網絡，每個城鎮都有公路和鐵路的地步，再輔之以環境、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提供，貧窮者的生產力很快就可以獲得大幅提高，可以預見，中國大陸的吉尼係數將比一般預期更快地降低。

海內外頗有一種論點，認為中國的共同富裕政策會導致殺富濟貧，特別是近來針對一些特定行業採取的強制手段更增添了此一疑慮。我們的看法，這應該是一個認知誤區，政府的作為更多地是為了管理資本的無序擴張及健全市場秩序。關於共同富裕的另一誤區則是忽略了中國在分配理論與政策上的創新做法，當然也必須看到，此等創新做法也只有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府下方能落實推動，就此意義而言，以「共富」作為國家目標，也不妨視之為是中國體制的一個特殊亮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