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改革脈絡現風險

在接連發生恒大債務危機及限電風暴後，中國大陸經濟近期明顯放緩，第三季成長率甚至縮小到令人擔憂的四・九％。探究其原因，除了各地停電及疫情升溫影響生產外，主要是中共基於其國家主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接連出手整頓民營科技大廠及網路平台等產業，意欲藉此調整經濟結構，卻因出手過重，使經濟陷入低成長的風險。

習近平的新時代發展理念，包括「共同富裕」及「減少對外脆弱性」兩大目標。前者，試圖解決分配不均，及過去一味追求成長導致社會發展扭曲的副作用；後者，看似為建立關鍵技術的自主，實則是為了避免共同富裕的目標受到西方技術的限制。為此，北京近期快速加大國家干預力道，強調追求經濟與社會均等，並推動國內外「雙循環」分進。

例如，對阿里巴巴、滴滴出行下重手，意在重新分配資源與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整頓教育培訓業，既為減輕父母的教育負擔，也是衝著貧富差距將造成「階級複製」而來；對房地產業畫出財務的「三條紅線」，重創恒大地產與陸股，則是要解決高房價問題。然而，這些行業監管新規，都引發手段「過當」的批評。

探究「共同富裕、減少對外脆弱性」背後的三股重要驅動力，即可理解這波改革背後的邏輯。這三股驅動力是：一、中共政治「意識形態」主要矛盾的轉變；二、「人口狀況」困境；三、「與西方脫鉤」的現實。其中，以掌握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的「主要矛盾」最為重要。

首先，中共政治上所謂的矛盾，源自於毛澤東的《矛盾論》與《實踐論》，認為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且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因此，中共領導人皆極重視透過解決主要矛盾推進社會進步和發展。例如，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宣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太低，次年中共便推動改革開放。可見，中共確立了社會主要矛盾後，即會不計代價地解決它，修改經濟體制也在所不惜。如今，中國大陸人均ＧＤＰ已突破一萬美元，進入全面小康社會，以往的主要矛盾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開放過程中一味追求成長所造成的新矛盾，也就是貧富差距及社會不平衡的問題。隨著新的主要矛盾確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邏輯即再度改弦易轍。

其次，隨著大陸人口紅利高峰已過，加上長期一胎化政策造成勞動人口早衰、總扶養比過高等副作用，不僅衝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也讓勞動人口的經濟負擔加劇。面對這些壓力，「低生育率」與「未富先老」成為亟需改善的難題。

第三，由於美中爭霸愈演愈烈，並從政經層面擴及軍事層面，「去美國化」乃至「與西方脫鉤」成為中共擘劃經濟路線的重要考量。自晚清以來受西方壓迫的歷史記憶過於深刻，使中共希望藉由與西方脫鉤，成為與西方地位對等的戰略性對手。

儘管為解決分配不均的著眼使經濟改革看似有理，但習近平力倡的「共同富裕」及「減少對外脆弱性」，仍需要穩健的經濟成長作為支撐。要解決不平衡發展、改善人口狀況，也需要大量的移轉性支出及公益性支出，關鍵技術升級及去依賴更要大量的資本支出持續堆砌。然而，北京用激進的方式解決過度資本化產生的問題，勢必衝擊經濟表現，並削弱體制改革所需的本錢。萬一政策操作過當，更可能造成經濟成長停滯。這些激烈的改革措施，對習近平政權構成的考驗，才剛開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