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死弱豬、用鋼棒打死…集約化養殖場遮蔽的殘酷真相

很少人知道，在集約化養殖場裡，動物是以何種方式被對待，一線從業人員又是如何承擔殘酷的這一面；那些被遮蔽的與被傷害的，讓更多人開始正視動物福利與從業者的道德損傷。

福建一家養豬場豬二代近日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在豬場輪值的真實經歷與觀察，在網上引發熱議。在集約化養殖場裡，豬是用來賺錢的動物，長得太弱的小豬、生不了小豬的母豬都要被淘汰，而為省成本，往往使用死亡過程極其痛苦的氯化鉀，甚至直接摔死小豬、用鋼棒打死等非人道方式。儘管有些養殖企業開始在體系內部尋找改善空間，但對於建立動物產業更人道的規則，仍待產官學凝聚共識。

據新京報報導，27歲的馮翊是福建「豬二代」，2022年底繼承家業，開始在豬場輪崗。過去三年裡，馮翊反覆在做一個夢，與一頭母豬有關，牠雙眼皮，眼睛又大又圓，水汪汪的，在夢裡流著淚問馮翊，為什麼不救牠、為什麼要這樣對牠？

這是他2023年初曾照顧過的一頭產後癱瘓的母豬。在講究極致資源利用的養殖場運行體系裡，得了重疾、難以醫治且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的豬都會被處死。但母豬才剛分娩，還有九頭小豬需哺乳，馮翊把牠留下來照顧了三周，等到小豬斷奶，廠裡老職工用注射氯化鉀方式結束了牠的生命。比起安樂死藥物，氯化鉀成本更低，但也給動物帶來極大痛苦。

馮翊蹲在地上與牠對視，「希望牠投胎去個好人家」。他時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牠，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處死牠的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

把動物當沒有生命的商品

馮翊面對的只是整個動物產業的冰山一角。在集約化養殖場裡，會處死大量因生病或殘弱而被淘汰的動物，且通常是以一種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將動物撞向欄杆、用鐵棒打以及用鋼頭鞋踹。

現在，馮翊已經可以很熟練地完成這個動作：把小豬舉起來，重重往地上一砸。這一下通常摔不死，活力強的小豬會在地上掙扎，發出哼唧哼唧的聲音。馮翊會把小豬扔到豬圈的角落，用腳上穿的鋼頭鞋結束牠。

馮翊所在的養豬場裡，通常一頭母豬能產下18頭小豬，但母豬只有14個乳頭，這意味著有四頭小豬無法爭搶到奶水。最開始，養豬場會對弱豬進行人工干預，馮翊會把小豬放在懷裡餵奶，他餵過的小豬會像小狗一樣跑過來舔他的手，但這種情感聯結，在效益面前沒有任何作用，體重與生長速度才是唯一決定生死的因素。

第一次摔豬是2022年，馮翊剛進養豬場第二天，一頭小豬得了關節炎，治療兩周未好轉。彼時，馮翊只是覺得人生很失敗，兩年前他還坐在寫字樓裡，現在卻在殺豬。馮翊基本上每星期就要處死30頭小豬，在摔豬訓練中，他逐漸學會了用「這些動物不過是沒有生命的商品」這套觀念說服自己，讓他撐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自我說服。

員工失去耐心 毒打發洩

2025年7月，動物醫學專業的李葉被分配到貴州一家養殖場實習，這裡同樣踐行著「長得太弱的小豬、生不了小豬的母豬」都要被淘汰的規則，處死弱豬的方式是抱住牠，狠狠往欄桿上砸死。但李葉發現，一些母豬因吃了發霉飼料，胃脹氣而死；在生產中死亡的則多與癱瘓有關，癱瘓來自飼料長期缺鈣導致的營養不良，和牠們有限的生存空間。

自七個月大、性成熟後，母豬便被關進只有60公分左右寬、無法轉身的限位欄，長期只能趴著或躺著，後肢慢慢變成「八字形」，導致癱瘓。而一旦在癱瘓狀態下生產，母豬「幾乎就廢掉了」。李葉見過因此奄奄一息的母豬，她的主管曾申請購買安樂死藥物，好讓牠少些痛苦，但老闆不捨得，說「餓死就好」。

在養殖場，平均一個人照顧幾千頭豬，工作量極大。而在這樣閉塞的環境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常常將動物作為情緒發洩的工具。李葉曾見到一頭健康但有些倔強不肯動彈的豬，被失去耐心的同事用木棍、鐵鍬輪番擊打，但這頭豬硬生生活了下來，不過得了肺部疾病，李葉晚上還能聽到牠發出的沉重呼吸聲。

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其他集約化養殖場裡。4月底，馮翊與朋友來到廣東清遠的一家養雞場裡進行動物福利考察，一隻骨折的雞在地上無法動彈，治療費用會超出賣出雞賺得的利潤，無人處理的結局是在沒吃沒喝中死去。

「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雞處死」，馮翊把這隻雞拎了起來，當場用力扭斷了雞的脖子，「這個時候人心愈軟，牠愈痛苦」。「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從業者每天在經歷的事情，有的時候一天要經歷十幾二十遍……，但這個負擔等於是加到我的身上，也加到一些從業者的身上」，他說。

資源有限 全程嚴格管控

處死小豬，不僅因為養殖場中有限的資源，還與整個集約化養殖場的運轉方式有關。本質上，這是一個有著嚴格節奏、進行批次化生產管理的動物蛋白與脂肪的生產工廠。

一頭種豬的一生，大致要經歷配種、分娩、育肥、屠宰幾個流程。生活在限位欄裡的母豬在配種部門被授精、懷孕，臨近生產時被趕到空間稍大的產房分娩、哺乳。大約八周後，小豬斷奶，母豬再次回到限位欄，等待下一次授精，如此循環。而合格的小豬們則會被送往育肥部門，養到幾百斤後，坐上卡車去往屠宰場。

為防止病毒交叉感染，集約化養殖場執行「全進全出」管理模式，即同一批次的小豬一起進、一起出，不同豬舍的豬不能混養。這意味著時間節點是剛性的，出生八周後，所有小豬不論死活都必須離開產房，因豬圈數量有限，要立刻沖洗，否則下一批母豬就沒有乾淨豬舍分娩。體重不達標的小豬無法轉入育肥部門，又不能留在產房，處死，便成了唯一的選擇。

生活在這裡的人，也同樣被納入這套嚴格的生物安全管控之中。集約化養殖場通常實行封閉式管理，兩、三個月才能輪休一次，進出均需先隔離兩天三夜。員工每天進出豬圈都需洗澡，平均下來一天要洗四次，一些養殖場甚至要求員工上傳擠了洗髮露的頭髮照片證明。

一線從業者陷道德困境

報導指出，這種集約化養殖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的動物實驗，當時人們將大量動物圈養在狹小空間內，統一投餵飼料，這種模式被美國養雞業採用後，逐步推廣到歐美。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政府出台一系列激勵政策下，中國的集約化養殖開始起步。平時，這套節奏嚴絲合縫，維持著養殖場的高效運轉，但一旦疫病來襲，流轉就會被迫中斷。

2020年冬天，大專畢業的胡松經親戚介紹，進入了河北一家大型連鎖養殖場工作，卻沒想到碰上豬瘟，在那裡度過了人生最黑暗的半年。剛來一個月，胡松所在單元爆發了豬流行性腹瀉病毒，為避免傳染，懷孕母豬無法轉入產房，只能在限位欄裡生產，許多小豬順著欄後的黑色小洞掉進了糞坑而死。這是他第一次認識到養殖場的殘酷。

疫病迅速擴散，產房也檢測出豬瘟陽性，胡松被調去幫忙，「噩夢開始了」。第一天，胡松被要求處死檢測出豬瘟的大豬小豬。剩下健康的小豬，胡松精心照料了一個月，卻又收到全部處死的通知，老闆告訴他，「沒有人會要這種豬，留下來也是浪費飼料」。胡松很抗拒，但身邊人勸他，不殺就會死更多豬，他只能咬著牙照做，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劊子手。

豬圈裡幾乎快沒有下腳的地方，滿地都是死豬。他也被隔離，搭了張簡易床睡在潮濕的豬圈裡。堅持了半年，胡松再也無法忍受，最終選擇離開。這幾年，他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偶爾在社交媒體刷到與養殖場有關的內容，那段痛苦的記憶又會重新浮現。

出乎馮翊預料，當他把自己的觀點分享到社交媒體時，卻遭到兩面夾擊。肉類消費者指責他同情心泛濫，站在「道德制高點」；而動物權利者則認為動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權利，馮翊不過是用這種方式維持使自己盈利的殘酷剝削體系。但無論是支持哪一方，共同的觀點是：對於動物產品，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公共空間建立共識。

就在馮翊以為自己能坦然接受這一切時，卻在某天發現自己「病了」，總是想吃東西。豬場是封閉式管理，點不了外賣，馮翊就用清水煮麵條加點鹽調味，吃到惡心才去工作，「保持自己長期處在一種『撐』的狀態」。兩個月後，馮翊胖了十幾斤，走出豬場，他連聽到汽車鳴笛聲都感到害怕，緊接著是長達三年與豬有關的夢魘。直到2025年8月瀏覽一篇文章，才明白自己確診了PITS，即「施暴誘發型創傷應激障礙」。

養豬戶患病率達47%

2021年一項英國研究顯示，長期直接接觸畜禽養殖的一線從業者，抑鬱與焦慮發生率顯著高於普通人群，普遍存在內疚、羞恥、恐懼、情緒低落等負面心理狀態；其中養豬戶抑鬱風險最高，可能患病率達47%。不少相關研究還表明，此類心理壓力還會引發失眠夢魘、酒精依賴等問題，並與從業者攻擊性增強、犯罪行為上升存在顯著關聯。

而在心理學上，相關研究認為，養殖場員工面臨的是一種道德困境。當一個人的實際行為與道德理想行為相矛盾時，這種衝突會讓人進入道德失調的狀態，若未得到解決或持續加劇，會進一步變成道德困擾，最後發展為持續性的道德創傷。

在養殖場的六個月裡，李葉甚至開始有些厭惡自己。白天在養殖場看見別人摔死小豬，晚上回去瀏覽到惡性社會新聞，躺在幾平方米的單人宿舍裡，她莫名其妙地犯惡心。「我也犯了不少錯，我袖手旁觀，我沒有能力去改變也是一種錯」，李葉的腦袋裡開始有兩個小人在辯論，總是吵得她睡不著。

在學校，李葉上過一門叫動物福利法的課，老師告訴她，「我們可以讓經濟動物在死去前過得稍微幸福一些」。李葉抱著這樣的期待來到養殖場，每天上班，她偶爾會蹲在第一眼就能看見的那頭母豬旁邊，給她看手機裡寵物豬的幸福生活，「你看人家過得多好」。原本躺著的母豬，會站起來舔舔她的手，抬頭看著她。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馮翊、李葉、胡松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