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九七回歸 江澤民治下大陸香港關係跌宕

江澤民主政的十三年，其間最令他驕傲的，就是作為大陸國家元首主持香港回歸，而以香港回歸又是香港重大轉折的中間點，前七年由中港間的極度敵視走向緩和，後六年由中港間蜜月走向分歧。

上世紀八十年，一場香港前途大討論，及其間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在香港燃起了民主回歸的希望。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香港史無前例的「521百萬人大遊行」、六四後香港著名的「黃堂行動」，香港政治格局改變，還被定性為「反共基地」。江澤民就在這期間執掌中共黨政軍大權，他面臨的一件大事，正是香港主權移交的談判和安排。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次年開展了中英關於香港過渡和主權移交安排的中英談判。持續的談判充滿了火藥味，但香港臨時立法會作為政制直通車、香港駐軍、香港新機場建設等爭議性問題都得到解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時四分，江澤民以大陸國家主席身分，在香港會展中心宣布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回歸前的這些年，鄧規江隨，江澤民謹言慎行，強調香港回歸兩個主題，一是平穩過渡，一是保持繁榮穩定，加上鄧南巡後大陸掀起新一輪開放大潮，中港關係由六四深谷步出，伴隨香港回歸，進入人們說的中港蜜月期。

香港回歸後，港澳事務由大陸副總理錢其琛打理，江澤民提出的是「井水不犯河水論」，要求治港部門謹守「一國兩制」分寸，那些年中港間不僅沒有大矛盾，反而因回歸後的亞洲金融風暴，令中港關係更加密切。一九九八年長江大洪水，香港民間大捐款、藝人大義演，是中港蜜月的高點，香港民調港人自認是中國人的也是最高紀錄。

但其間「釋法風波」，埋下了中港間不信任的動因。首次釋法於一九九九年，香港終審法院就「吳嘉玲案」宣判，裁定擁有香港居留權人士所生子女，不論父母在他們出生前是否永久居民都享有居留權。本來這種港人子女身分爭執容易協調，但有人誇張說將有百萬大陸民眾湧港，推動中國人大首次就香港釋法，釋法後引動香港法律界首場「靜默遊行」。

但那些年仍被認為香港回歸後的黃金期。中共最高領導人有兩次因香港問題公開發脾氣，一次是鄧小平為駐軍事大罵耿飆和黃華，一次是江澤民為港特首連任問題怒斥香港記者「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兩千年十月發生的事件，直到今天還被認為是香港新聞自袖黃金歲月的標誌。

但其後香港治理開始走下坡路。二○○三年，香港人的偶像藝人梅艷芳癌症逝世，藝人張國榮在中環文華酒店跳樓身亡。也就在那年，香港先後爆發禽流感、SARS疫症，二百十九人被疫症奪命。

江澤民主政下的港澳工作，開始設法扶助香港，於是有了中港區域經濟合作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同年開始推行「港澳個人遊」即後來著名的自由行，對香港經濟復甦有重大推動力。

中港關係穩定、經濟復甦令香港主政者和北京主持港澳事務者沖昏頭腦，其表現就是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即國安立法。不論香港有沒有實報情勢，但江澤民拍了板的，後來（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現的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令江澤民大怒，但香港人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嫌隙，就此拉闊。

二○○四年江澤民部署退下，而中港蜜月期也在那時結束，胡溫十年領政，香港問題日積月累，為後來的雨傘革命、魚蛋革命、反送中運動，埋下了導火線。